红枪白马赵一曼

发布日期:2019-02-25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端女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在中学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分校学习期间学名为李淑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使用中文名为李一超、俄文名为科斯玛秋娃,赵一曼是她1935年起在东北抗联时的化名,并一直流芳至今。

赵一曼是四川省宜宾县徐家乡(今白花镇)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她面对封建习俗,奋起抗争,在先进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下,冲破封建牢笼,踏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她既从事中共组织的秘密工作,又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1936年8月2日,赵一曼怀着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强信念,在黑龙江珠河县(今尚志市)小北门壮烈牺牲,时年31岁,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赵一曼在对理想的追求中度过了辉煌的一生,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血与火中实现了人生的涅槃,她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个性少女

1905年10月25日,四川省宜宾县徐家乡伯阳嘴的一个封建小地主家庭出生了一个小女孩,父母为她取名李坤泰,乳名端女儿。李坤泰父亲李鸿绪是一名乡间医生,同时也经营一家药铺。李坤泰母亲蓝明福,出生小地主家庭,心地善良,善持家务。李坤泰父母共生六女二男,李坤泰排行第七。由于是幺女儿,李坤泰倍受父母宠爱。

童年李坤泰是一个倔强的女孩。那时,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来了客人,端茶递烟都由李坤泰负责。客人送来的礼物,照例也须经她的手交给母亲收藏。童年李坤泰也是一个好打抱不平,爱争论、爱辩理的小女孩。只要认为正确的事情,李坤泰都会放开嗓门,提高声调,一争高下。李坤泰的童年既有欢乐,也有悲伤。当地的男孩一般四岁就开始发蒙读书。可是李坤泰长到7岁多都没能进入学校。原因是封建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不能走得太远,只能养在闺中。所幸8岁那年,父亲雇先生在家开设私塾,李坤泰方能随族中子弟就读。李坤泰博闻强记,私塾讲授的国学经典,她总能用最短的时间进行流利背诵,形成了较好的国学基础和文字功底。

辛亥革命后,文明开放之风荡涤中华大地。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中华民国政府即明令严禁妇女缠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徐家乡虽依旧延续着缠脚陋习,但文明新风已经悄然吹进了西南乡村。李坤泰10岁时,母亲按传统习俗制备缠足布和尖尖鞋,为她强行缠足。李坤泰哭嚷着竭力反对,一瘸一拐地找出柴刀愤然把缠足布、尖尖鞋砍烂。以后她还当着客人在堂屋(客厅)里洗脚,以展示“大脚”,父母为此不断责骂与劝导李坤泰,但她不愿屈服,开明的父母疼爱李坤泰也只好作罢。

思想启蒙

李坤泰的大姐夫郑佑之是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中共宜宾特支的第一任书记。郑佑之特别喜爱小坤泰,时常对李坤泰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充满好奇心的李坤泰就这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姐夫带来的《新青年》、《觉悟》等进步刊物,接受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李坤泰在这些进步书籍的陪伴中逐渐成长,逐渐明白许多道理,开始认识世界和灾难深重的中国。

李坤泰在尽情阅读进步革命书刊,获得精神启迪的同时,传统思想的约束也给她带来了大麻烦。1918年初,李坤泰父亲病逝,由大哥李席儒继承了家业。李坤泰钟爱的这些进步书刊偶然间被哥哥李席儒发现。哥哥的家族维护意识油然强化,担心这些书籍会让李坤泰产生“邪念”。一天,他趁李坤泰不在家,把这些进步书刊全部搜出,扔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回到家里的李坤泰极为生气,和哥哥激烈争吵一场。此后,大姐夫郑佑之把所订的书刊改寄到二姐家里,李坤泰取回家阅读后藏到坛子里。李坤泰已在郑佑之的引导和启迪下,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1923年秋,郑佑之在成都与团员何珌辉用通信方式介绍李坤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坤泰迈出了组织上参加革命的第一步。1925年5月, 白花场共青团支部正式成立,李坤泰任支部书记。

学运先锋

李坤泰在家自学受到哥嫂的限制,萌发了到宜宾城读书的想法,却遭到兄长的反对和指责。她决定拿起笔,把受家庭封建思想压迫的情形公布于社会。她愤然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为题写道:“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之奴隶,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在郑佑之的帮助下,文稿分别寄到上海和天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稿作者署名为李一超。1924年8月6日,向警予主编的上海《妇女周报》第49期“言论”栏目刊登了李一超的这篇文章。几乎同时,由邓颖超、李峙山主编的天津《女星》第51期,也以《在家长式的兄嫂生活下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发表了李一超的来信。1925年初,李坤泰学习完郑佑之寄给她的有关召开国民会议的材料,感慨万千。即刻写成了《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的文章寄到上海,《妇女周报》于同年4月19日予以全文登出。

1926年春节后,李坤泰考进宜宾县立女子中学(今宜宾市二中)。进入女子中学后,李坤泰取学名为李淑宁。开学后李淑宁很快以自己的优秀成绩,改变了自己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乡下姑娘缺识少闻的形象,也让她很快地融入了这个新集体。不久,学校相继成立共青团支部和学生会,李淑宁当选支部委员和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长,并代表女中学生会出席叙府学联会议,担任学联常委,分管宣传工作。李淑宁以独到的见解,改造社会的大胆主张赢得老师的好评和同学们的敬佩。

李淑宁在宜宾女中学习期间,一天,学校突然贴出布告,规定中学班的学生一律挽髻,不得梳辫子。根据团委指示,团支部决定由李淑宁带头剪发反对这种封建的清规戒律。第二天一早,李淑宁领着几个披头散发的同学,涌到学监的屋子里,说不会挽髻,请学监先生帮忙挽。学监气极语塞,李淑宁乘势以“你不帮我们绾,我们就只好剪了”为由,拿出剪刀,把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接着,剪发之风四处蔓延,使邻近的县镇和乡村的女青年也受其影响。一时,妇女中掀起了一股剪发热潮。

1926年1月30日,中共宜宾特支建立并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同年2月,李淑宁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宜宾地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淑宁当选团地委候补委员。

1925年5月30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席卷全国。1926年6月上旬的一天,装满英国亚细亚牌煤油的“川北号”油轮驶抵宜宾港。为声援上海,宜宾各界群众团体掀起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李淑宁根据宜宾中共和共青团组织的指示,与女中同学一同到宜宾港参加了“反帝反仇油”斗争。斗争持续二十多天后,当局被迫释放了因这次斗争而被关押的师生代表,销售商也被迫将煤油7折拍卖,并保证以后不再贩运“仇油”。由于李淑宁是反仇油斗争组织和参与者,斗争胜利后不久,李淑宁等十三名学生被女中斥退。中共宜宾特支与共青团组织决定,由李淑宁领导组织退学团,以示抗议。后来在宜宾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另办了宜宾川南中山学校,招收李淑宁等退学团的全体学生。

黄埔女兵

1926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并面向全国招生。武汉军分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和发展,基本上沿袭了黄埔军校的一套制度,它在形式上虽是国共合作的学校,但实际负责人却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力量较强。宜宾中共组织接到武汉军分校的招生通知后,经反复考虑决定推荐李淑宁到重庆报考。

1927年春,李淑宁经初试、复试后,顺利考入武汉军分校。入校后,李淑宁被编入政治大队女生队第一区队。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原驻湖北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从宜昌向武汉进攻,打到纸坊。形势危急,军校决定女生队和男生队一起编为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西征”。在李淑宁的反复要求下,她被编入战地宣传队,和同学们一起全副武装踏上征途。短暂“西征”后,学生队回到武汉,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首先是湖南许克祥发动了叛变,接着是汪精卫公开叛变。学校开始变得混乱,国共两党学生公开对抗,相互谩骂甚至械斗。李淑宁的队友劝她回老家宜宾,李淑宁的二姐也来信劝她回家。李淑宁却坚决表示决不回头,要战斗下去,不相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鉴于局势变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决定将军校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军校生提前结业。女生大队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留队,其余不愿留队的资遣回家。经中共组织分配,李淑宁随张发奎部队赴九江。途中,她因旧病复发,隐蔽在老乡家治疗。1927年8月1日,李淑宁按中共组织安排化装成一个逃难的农妇,乘船秘密转往上海。

留学苏联

李淑宁在上海一个四川同乡家里当了一段时间的佣人和家庭教师,组织决定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的一天凌晨三点,她和四十几个青年人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途中,10人编为一组。李淑宁所在小组的组长名叫陈达邦,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陈达邦见李淑宁身体瘦弱,还晕船呕吐,便一路安慰鼓励她。到学校后,李淑宁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学生证号码为807号。为了毕业之后回国做地下工作方便,李淑宁给自己改中文名为李一超(也是她曾经用过的笔名),起俄文名为科斯玛秋娃。因为她头发很短,又不喜欢装饰,活像个“毛栗子”,同学们都喜欢叫她“毛栗子”。在中山大学,李一超与陈达邦经常在学习之余常一起交流和散步,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信任。1928年4月,经中共组织批准,李一超与陈达邦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婚后不久,由于学习过于劳累,李一超原有肺病复发并加重。肺病未愈,李一超又怀孕了。这对她身心造成了沉重压力。李一超身体虚弱,也无法坚持上课,只得暂时停学休息。陈达邦也不得不放弃上课在家看护。为此,李一超很烦恼,常流泪叹气,后悔自己在校学习期间结婚。为了不耽误丈夫学业,李一超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毅然决定独自回国。

白区历险

历尽艰辛,李一超于1928年11月回到上海。受党组织安排,李一超到湖北宜昌一个交通联络站作联络员,沟通大西南与上海中央机关的联系。1929年1月21日晚上,李一超在一个搬运工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取乳名“宁儿”。不久,李一超身份引起特务的怀疑,故不得不抱着未满月的宁儿离开宜昌去上海。到上海后,李一超被党组织安排留在中央机关工作。同年9月,组织派李一超与一王姓的男同志去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工作,以假扮夫妻作掩护。在工作了4个多月后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李一超得到情报,有叛徒出卖,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李一超没有犹豫,抱紧宁儿匆忙离开机关,再次返回上海。

在艰险的斗争环境中,李一超深深体会到:宁儿在自己身边对地下工作是一种拖累,让自己行动起来极为不便。同时,生活不安宁,孩子也得不到较好地照顾。1930年,李一超被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与丈夫陈达邦的妹妹、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联系较多。她们商定把孩子送到在武汉陈达邦堂哥陈岳云家里抚养。陈岳云夫妇没有子女,十分高兴扶养宁儿,这对李一超是个很大的安慰。

1930年4月初,李一超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笑对镜头,留下了珍贵传世的母子合影照片。4月底,李一超和陈琮英一起到武汉,把宁儿送到陈岳云家后返回上海。此后,她们母子再未见面。宁儿两岁时,陈岳云为他取名陈掖贤。

奋战冰城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装袭击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反帝救国斗争,决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李一超由此踏上东北征程,投入新的斗争生活。1932年春,李一超到沈阳,组织安排她在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搞工人运动。1932年8月,中共满州省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派李一超到哈尔滨,任满州省总工会秘书、满州省总工会中共和共青团组织部长。为便于掩护,中共满州省委决定李一超和满州省总工会中共组织和共青团书记黄其青(老曹)假扮夫妻,组成“家庭”。这是继江西南昌以后,李一超又一次以“家庭”的形式开展地下工作。

李一超在哈尔滨工作期间,经常与革命文艺工作者接触,并给他们讲授政治课。有时她也写些文艺作品,在总工会办的秘密刊物《工人事业》上发表。她通过党组织的交通员结识了时任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年轻的共产党员方未艾,利用《国际协报》副刊宣传革命、团结进步人士、报导反满抗日的消息,鼓舞沦陷区民众的斗志。据方未艾回忆,李一超曾有一首《滨江述怀》的七律诗,写得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豪情: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李一超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参加领导了1933年春天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并两次巡视海伦,指导那里的抗日救国会工作。1934年2月26日,因叛徒告密,总工会书记黄其青等多人被捕,哈尔滨中共和共青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黄其青被捕不久牺牲于狱中。鉴于形势变化,1934年春,中共满州省委决定把李一超转移到外地工作。然而,李一超坚定地表示要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抗日游击区去搞军事工作。中共满洲省委认真考虑了李一超的意见,决定派她到珠河县(今尚志市)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

珠河抗战

1934年7月,李一超来到珠河抗日根据地,并受组织安排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因为李一超的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她“瘦李子”。

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在李一超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珠河抗日武装队伍逐步壮大起来。1934年底,李一超在珠河三股流根据地为掩护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而第一次被捕,但敌人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中共组织知道李一超被捕的事后,设法买通了伪军,把她“保”了出来。

1935年1月,珠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兼第1师师长。珠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历程。李一超参与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的筹备工作,后担任中共铁道北区区委书记,领导铁道北“红地盘”的抗日斗争。李一超走上新的岗位后,即着手开辟新的根据地。她率领的抗日队伍,纪律严明,亲近群众,广为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枪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子。面对大家的误解,李一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笑着解释,大意是: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豪爽的川南妹子,喜欢代表忠坚的“一”字,加上大家都认为她是赵尚志的妹子,姓“赵”,于是干脆将错就错,顺应“群众呼声”,为自己取名“赵一曼”。今天我们所知晓的“赵一曼”就是这样开始叫响的。

不同斗争环境的洗礼,炼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她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在赵一曼的组织下,铁北地区的“红地盘”的各项事业热火朝天地发展起来,农委会、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工作都十分活跃,成效显著。这让检查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感到很满意,给予赵一曼高度评价。

在“红地盘”里建有农民抗日武装,农民自卫队和由青壮年组成的游击连,配合游击队作战。1935年2月,日伪军向哈东游击根据地进行春季“讨伐”。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决定分两路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击,铁道北由赵一曼负责。为了有效保护群众,打击敌人,赵一曼组织自卫队扒铁道、炸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1935年3月,抗联驻守在侯林乡的一个营被日军两个团兵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赵一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集合游击队三十几个队员,他们一律带着红袖章,还打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哈东游击队第×支队”。半夜三点多钟赶到侯林乡,直抵敌人后背,把敌指挥官击毙于睡梦中。敌人误认为是抗联主力部队,慌乱溃散。不久,沈阳的《盛京日报》、《哈尔滨日报》、《大北新报》都用显著标题惊呼:“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

坚贞不屈

1935年9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编,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委,战士们亲切地称她“我们的女政委”。由于敌人已知抗联第三军司令部已远征,只留下二、三团原地坚持战斗,便加紧了战略围剿。赵一曼与团长王惠同率领的二团在转移中暴露了目标,被围困在密林中。经过几昼夜的激战,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赵一曼等人被俘后,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大野连夜突审。大野反复对赵一曼用刑,赵一曼几次昏死过去,但赵一曼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名意志薄弱的被俘者说出了赵一曼是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让狡猾的大野确信赵一曼是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1935年11月27日,大野按司令部命令将赵一曼押解回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地下室。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主治医生张柏岩三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同情钦佩赵一曼,并千方百计保护赵一曼,暗地里表示愿协助赵一曼逃离医院。1936年6月28日晚,董宪勋和韩勇义背着赵一曼坐上汽车逃离。29日晨,警务厅得报赵一曼失踪,派出大队日伪宪兵、特务们追踪。6月30日早5时,赵一曼三人被捕。

丹心碧血

赵一曼第三次被捕后,敌人把她关押在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刑事科拘留所。日伪敌人对赵一曼进行多次残酷刑讯。凶手们用铁条扎、皮鞭抽、烙铁烙、灌汽油,以及残忍地把竹签子钉入手指等各种酷刑来折磨赵一曼。然而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经过一个月的审讯调查,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珠河县“示众”处死。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解到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珠河县。在前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敌人在一份“报告”中记过赵一曼就义前视死如归的情景时写道:“在押送的途中,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在火车中,赵一曼非常眷念自己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她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她多想见见自己的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一个母亲对儿子想说的话: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了母亲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到了珠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街”。但她挺胸远望,器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临刑前,赵一曼高声唱起了她最喜爱的《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敛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高高举起啊!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

随着一阵杂乱的枪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女儿,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倒下了,她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以31岁年轻的生命火炬,为后继者照亮了前进的征程。

(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邱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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