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宜宾地方历史部分重大事件纪略(1919——1949)

发布日期:2019-02-28

一、宜宾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宜宾特别支部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1925年秋,宜宾的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党、团员联席会议的形式领导革命运动,开始秘密筹建中共地下组织。1926年1月30日,遵照中央第121号通告,由共青团书记曾润百召开党团同志会议,当即成立中共宜宾特别支部,票选郑佑之为书记。从此,宜宾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宜宾特支成立时直属中央领导。民国15年3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时划归重庆地委领导,时有党员18人。同年下半年后,特支在宜宾县、南溪、荣县、长宁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至民国16年10月特支工作结束时,特支领导宜宾县的10个党支部和中共南溪县支部、中共长宁县达马洞支部、中共荣县五宝镇支部,有党员80多人;郑佑之、尹绍洲、陈林先后任特支书记。

推动国共合作在宜宾建立。陈宣三、江子能同共青团宜宾特支一道,在筹建中共宜宾地方组织的同时,按照党团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员,建立区分部,于民国14年11月6日成立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民国15年1月,中共宜宾特别支部成立后,特支在巩固扩大党团组织的同时,同国民党宜宾县党部一起,继续在城乡发展国民党员,扩建国民党区分部。由于宜宾国民党员的发展和国民党组织的建立是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帮助下进行的,新发展的党员大部分是工农群众和学生。而国民党宜宾县党部的重要领导职务,又多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通过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开始形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广泛的联合阵线,使国共合作在宜宾得到实现。至民国16年重庆“3·31”惨案后破裂。

宣传发动民众声援反帝反军阀斗争。1926年初,中共宜宾特支以《教育旬刊》、《宜宾国民》、《工农周刊》作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宣传党的主张。同时将宜宾简易师范和五育小学变为完全在特支支配下的宣传教育阵地。2月26日(农历正月十四),特支在城区黄州馆电影公司,以演放影戏之名突破军阀的戒严令,借此集会向军民群众进行政治时事宣传。讲演内容为“日本出兵南满”及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攻打国民军等。是日听众达1000余人。次日,继续宣传讲演,听众增加到3000余人。3月中旬,中共宜宾特支以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名义发起约同宜宾城中各机关团体捐款,举行为期3天有广大民众参加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活动,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拥护国民革命。会后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000余人。

领导开展三次反仇油斗争。1925年至1926年,在党、团宜宾特支的组织下,宜宾人民在五卅惨案后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中,在宜宾城区开展三次反仇油斗争。第一次是民国14年11月23日,共青团宜宾特支通过叙府外交后援会、宜宾店员外交后援会、叙州学生联合会约集200多人到江边抵制英商船“老蜀通”运仇油(煤油)到宜宾倾销,不准将仇油起运上岸。在群众的怒吼声中,“老蜀通”掉头离岸而逃。第二次是民国15年4月11日,英商船“川东”、“川西”运载仇油到宜宾倾销。中共宜宾特支通过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学联会和叙府外交后援会,动员、组织叙联中、宜县中、女中等校学生到江边抵制。当英商贿买驻军武装保护起运仇油上岸后,群众当即结队游行,到驻军费东屏师部请愿,各校学生决定罢课。从12日至16日,全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广大革命群众强大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订立条约8项。其重要者为:贱价拍卖仇油,并提出一成充公;以后永远不许仇油起岸。第三次是民国15年6月中旬,中共宜宾特支通过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叙府外交后援会、学生联合会组织叙联中、宜县中、女中、五育小学等校1000余师生,到江边王爷庙码头阻止英轮“川北”起油上岸。驻军派兵到江边弹压,先后将共产党员张济民、尹绍洲等14人拘捕。引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请愿游行示威的队伍阻断了崇报寺、状元街(今咸熙街)、学院街(今中山街)等几条通道。经过20天的斗争,在全国、全川的一致声援下,军阀刘文辉不得不撤换辜勉之的宜宾城防司令官职务,释放尹绍洲等14位爱国志士。

二、四川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南溪农民暴动

1928年4月7日,中共南溪县委领导农民1000余人在牟坪举行武装暴动,川南特委委员曾君杰任暴动总指挥。李庄、宋家外东乡等地农民也先后起义配合。各路农民武装5000余人高举“川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收缴各乡地主武器、现银,镇压反动团总。10日,起义农民在牟坪召开庆祝大会。根据川南特委年初的暴动计划,南溪农民暴动成功后则沿江而上与宜宾农民军会合,攻取宜宾县城。宜宾党组织负责人郑则龙也参加暴动指挥部的领导。因宜宾县委另一主要负责人在暴动前被敌人杀害,暴动的整个计划被打乱。宜宾驻军派两个营围攻牟坪,旋又分剿宋家、李庄,相持7日,起义失败,100多名暴动者牺牲。主要领导人曾君杰、胡明鑫、曾文昭等先后英勇就义。起义失败后,宜宾、江安、长宁、高县等地党组织,积极安排疏散隐蔽暴动成员。

三、五人堆惨案

1931年1月,新接任宜宾中心县委书记的孔方新,以拉黄包车为掩护,他高度近视又不能戴眼镜,与另一工人共拉一辆车,睡在车行里,收入微薄,生活艰苦,秘密地动员组织工人,准备武装暴动。沈玉琪前往打铁坳、永兴、白花等地,恢复组织活动,筹建农民武装;随即回城以县轮船公司职员为掩护,配合孔方新等组织轮船工人、黄包车工人、店员进行罢工罢市斗争,在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反动当局已察觉这些活动的迹象,深怕出现新的革命风暴,于是派出大量谍查密探,密切监视事态发展。

省委特派员良歌(化名文彬、梁戈等)3月24日来到宜宾巡视检查工作。孔方新在墨匠街一家酒店内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由梁戈传达省委10号通告精神,要求立即组织城市暴动。讨论中,孔方新认为宜宾革命力量连续遭受重大损失,条件尚不成熟,不主张马上暴动。由于争论未得结果,决定次日改在二圣宫继续开会讨论。第2天梁戈走错了路,上了真武山,当晚仍在原酒店开会,意见依然未能统一,决定第三天改在真武山二天门茶馆开会。26日天刚亮,梁戈和中心县委成员孔方新、蔡涛、黄大舜、沈玉琪及交通员朱汝正、店员支部闵南轩等7人先后到达约定地点,继续讨论武装暴动问题。引起了跟踪而来的密探连仲文察觉,立即报告谍查队。会议进行约3小时,朱汝正是叙联中学生党员,要按时赶回学校上课先走了,余下6人就近移至忠孝街茶馆继续开会,决定把省委指示传达到农村党组织,派闵南轩去打铁坳与刘荡之联系。正在开介绍信时,谍查队长杨绍林已带领特务包围了茶馆,3名特务冲了进来。孔方新赶紧撕碎介绍信,6人相继冲出店门,分两路跑向北门和西门。杨绍林率特务持枪紧追不舍,街上顿时一片混乱,除闵南轩趁乱脱身外,其余5人均不幸被捕。在梁戈、孔方新身上搜出文件后,又在川江航务处沈玉琪寝室内获得党内文件。反动当局将孔方新单独关在城防司令部,梁戈4人则关在县府监狱内。县长兼城防司令部参谋长沈眉荪亲自分别进行审问,企图编造“对方已经自首”的谎言,用以骗取口供。无论敌人怎样狡猾,被捕5人除了泰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外,什么都不讲。敌人便又施用骇人听闻的酷刑逼供,“背火油桶”、“拍钉耙”、“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进行毫无人性的拷打。自贡警备区司令蔡玉龙是蔡涛的堂兄,来电要将他转押自贡处理,蔡涛断然拒绝说:“要送自贡,5个人一起去;要放一起放,要死一起死!”

3月28日,5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挺起体无完肤的身躯,穿着血肉沾满的破衣,高唱国际歌,从县府监狱出来,经东街、西街、仁和街、水井街走向北操场,最后齐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群众将5位烈士合葬在一起。他们视死如归、患难与共、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在宜宾留下了有口皆碑的不朽形象,这就是宜宾人民永远铭记于心的五人堆事件。

四、中央红军长征过宜宾及其留下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宜宾坚持武装斗争长达12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一军团围攻叙永城受阻后挥师西进,先后进占川滇要道上的兴文建武、珙县洛亥、王场等要地,由于“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奉军委命令向云南威信县城扎西附近集结。1月10日,中革军委在扎西颁发《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在缩编各军团的同时,选拔一批干部、战士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特委直属中央领导,由徐策(原红五师政委)、余泽鸿(红军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红八军团民运队队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红军干部组成。徐策任川南特委书记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及政治部主任,负责领导这支红军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兴文、长宁、江安、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南溪、宜宾县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

川南特委带领这支由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和叙永特区游击队100多人合并组成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1000多人,在完成迷惑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任务后,由于电台损坏,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敌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坚持奋战于川滇黔边区。1935年7月,川南游击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合,改名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川南特委改组为川滇黔边区特委,先后抗击蒋介石和三省军阀发动的两次“三省会剿”。 1936年1月,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精神颁发了《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纲领》,以指导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6年2月,纵队与红二、六军团首长派来寻找余泽鸿和红军游击队的贵州抗日救国军阮俊臣支队会合后,一度改名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后恢复原名。冬天,纵队在缺衣少粮、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仍顽强地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战斗,一直到1937年1月,后期几位领导人牺牲和被捕,纵队主体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紧接着由川南特委派出的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组建的三支游击支队继续坚持战斗。其中,在川南活动的游击支队分为两部分,一是由邓凯(川南游击纵队骨干)领导的梅硐区委和游击队,在余泽鸿亲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一直战斗到1937年1月。另一部分是由金燧领导的梅硐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多次与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游击队配合作战,坚持到1945年7月金燧牺牲。云南游击支队在川滇边境抗击反动派重点的围剿,坚持战斗到1947年2月殷禄才和支队政委陈华久牺牲。纵队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不仅光荣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

五、抗战中的宜宾党组织

抗日战争中,宜宾人民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和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之下,成立各级抗敌救亡协会,组成“抗日歌咏团”、“抗战剧团”、“抗敌晨呼队”,开办进步书店,开展广泛宣传动员。宜宾所属9县,征调壮丁14万余人,占了全川总数约二十分之一。8年抗战中,宜宾各县仅正面战场即有3048人英勇殉国。仅宜宾县1941~1945年即被调粮150万余石,约占全川总数五十分之一。宜宾城区寺庙和尚组成“僧伽救护队”,回族同胞成立的“回教救国协会宜宾支会”,宜宾社会各界成立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宜宾分会”、“湛恩难童教养院”等,从事抢救被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的伤员、收留各地难民等活动。城区学校师生、店员、搬运工人、医生,举行义演、义卖、义运、义诊,募捐寄送抗日将士,并慰劳负伤抗日官兵。迁驻市境的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及国立剧专等机构师生和研究人员也同宜宾人民一道共赴时艰,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

六、为迎接解放而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各县县委发动群众反内战、争生存、迎接宜宾解放。中共川南工委布置各县开展“三抓”(抓政权、组织、武装)、“四抗”(抗丁、抗租、抗债、抗税),并在庆符县汉王山建立了一支300多人的武装队伍,宜宾县委也组建了“岷江纵队”和“越溪支队”。并到高县开展策反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又成立中共宜宾县委城区工委,领导宜宾电厂成立工人护厂队,在中元纸厂组建工会,发动宜宾电信职工开展反特务破坏,保护通信设备和器材的斗争。各县为积极迎接解放,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共宜宾县委成立“役社”,铜梁县委宜宾特支成立“新青社”,长宁建立“新民主主义协会”,高县成立了“新民主主义促进会”。

进军西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六军、十八军等部队于1949年12月初向川南进军,十六军于12月2日解放古宋(今兴文县城中城镇),5日解放江安,7日解放南溪;十八军于12月10日解放珙县。11日,十六军、十八军代表到达宜宾,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驻宜宾国民党军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叙泸警备区司令郭汝瑰宣布起义,宜宾和平解放。同日,高县解放。12月17日,遵照二野五兵团授权负责专门处理七十二军起义和宜宾事宜的十八军政治部主任郭影秋抵达宜宾。同日,中共川南区委员会指派接管宜宾工作的负责人陈林、张守愚等到达宜宾,中共宜宾地委正式成立。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2月28日,兴文县、长宁县解放。1950年1月5日,庆符县解放,1月9日筠连县解放,27日,屏山县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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