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宜宾地方历史部分重大事件纪略(1949——1978)

发布日期:2019-02-28

一、接管建政

1949年12月11日宜宾和平解放后,12月17日由中共川南区委任命的一批干部,在宜宾地委书记陈林的率领下,从泸州乘船到达宜宾,当即正式成立中共宜宾地委。同月20日,由陈林兼任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在此前后,随着宜宾辖区各县相继解放,地委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县成立县委、县人民政府。川南行政公署宜宾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也于1950年1月2日成立,由陈林兼任专员。随着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建立,在地委的领导下,全区各地大体都按照军事(包括公安)、民政、财经、文教4个系统,分头开展城区的接管工作。接管工作按照 “各按系统,原封不动,先接后分,接、管结合”的方针进行。一是旧政权机构必须全部接收后彻底变动;二是银行、税务等财经单位,则分别轻重缓急,派出军事代表、军事联络员前去接管,进行改组和改造;三是工厂、学校、医院等,一般都原封不动,仅对突出的反动负责人,适当进行调整,然后再逐步改造。全专区9个县城区的接管工作,大体经历7至10天,到1950年1月上旬先后告一段落。随后地委即组织干部到农村开辟工作,以尽快在农村建立人民政权。

二、征粮剿匪

1950年1月8日,地委召开历时3天的首次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征收1949年度公粮问题。会议决定各地要最高度的组织力量,各级党政军干部除留必要人员照顾城中及坚持工作外,一律组织到征粮工作中去。地委、专署将川南行署分配的征粮任务,按每人36千克的标准分配到县。县书会议结束后,根据地委部署,各县组成以随军南下的干部为骨干,以新招收的进步知识青年为基础,并吸收旧职人员参加的征粮工作队,于1月下旬先后下乡进村,开展征粮。

就在地委召开首次县书会议,部署征粮工作时,宜宾偏远乡村即有匪特和大刀会的活动。1月下旬,混在七十二军起义部队中的个别反动军官叛变,更加剧全区的匪患。二三月份,各地土匪由小变大,由分散变为集中,从一般性的抢劫变为政治性的破坏。是时因各地土匪暴乱,城乡交通断绝,社会秩序混乱,区乡工作不能开展,公粮征收布置不下去,已布置的也收不起来,已收起来的受到抢劫破坏,征粮工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宜宾县,3月5日12名解放军战士和5名征粮工作队员自高场护粮船至黄桷沱遭土匪截击,全部牺牲;3月13日天星乡征粮工作组遭土匪夜袭,6名工作队员惨遭杀害。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宜宾军分区于2月21日决定成立各级剿匪指挥部。2月27日,地委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征粮剿匪和准备春耕的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征粮剿匪斗争。

三、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50年8月,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学习,同时对秋征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作出初步部署。10月底地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对清、反、减、退运动作出具体部署。会后,各地相继召开会议,按照减租退押的条例和细则,对工作队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进行培训,对农会进行整顿,进行减租退押试点。地委直接抓宜宾县喜捷乡的试点工作。11月底,地委通报肯定喜捷乡从计算“租稳(押)”入手,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诉苦运动,在反霸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减租退押的经验。

12月上旬,运动在全区全面展开后,各级建立清匪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清匪首、挖匪根、查匪枪”城乡一体的清匪反霸斗争。部队和地方将漏网匪首逐一排队,提出名单,组建匪首捕捉队,寻踪追捕,开展群众性捕捉匪首运动。在农村,各地按照喜捷经验,在清匪反霸的基础上,实行“减退”,进一步整顿农会,并彻底废除保甲制度,改造乡村政权。1951年2月中旬,全区清、反、减、退运动结束后,又开展复查工作,重点是查封建、查减退、查果实,整顿农会和农民自卫队武装,于3月底结束。

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全区共退租9.5万吨(黄谷,下同),应退押14.5万吨,已退11.25万吨,共清匪首和土匪骨干352人,匪众5212人,,清出枪6925支,子弹55235发,手榴弹137颗,镇压了一批匪首恶霸,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准备。

四、整风整党

1950年6月,地委全体成员参加川南区党委召开的整风会议,进行集中整风。8月,地委召开历时20天的扩大会议,着重解决县一级领导班子的整风问题。地委扩大会议后,地委成员又于9月1日起,围绕“一元化”、“集体领导”、民主作风等问题,继续进行4天整风。根据地委的部署,地委、专署机关也集中进行为时半月的整风学习,各县也先后集中区以上干部进行6至12天的整风学习。

1952年7月至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川南区党委的部署,全区开展整党工作,按照党员的8条标准审查每个党员的现实表现和历史、组织、政治问题。全区1364名党员中,有1247人参加整党。整党中清除出党者188人,受各种处分者90人。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结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部署。会后,各县即按地委部署,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培训干部,组织工作组分赴乡村,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951年4月14日,宜宾军管会在城区发布戒严令,驻宜部队抽调两营兵力,公安机关和军分区派出100多名干部,在宜宾城区按预订计划逮捕155名反革命骨干分子。4月21日,宜宾军管会召开公审大会,处决覃筱楼等16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数千名群众参加公审大会,数万名群众听实况广播。会后,全区各县相继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张旗鼓地处理。城乡广泛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一月内收到群众检举控诉书16543件,登记自新人员1255人。到5月,共捕杀土匪、特务、恶霸地主和反革命骨干分子千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5月后,根据中央“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的指示精神。地委决定,除现行犯外,应一律停止捕人,集中力量进行清理积案工作。7月下旬,地委又指示各地,规定各县(市)在8月底前全部完成清理积案工作,党委书记必须有人专门负责,随清随审,及时判处。7月21日,地委成立由地委书记郭春文为主任的清理积案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区清理积案工作。8月底,全区清理积案工作基本完成,共清理积案6464件,分别情况采取杀、关、管、放予以处理。其后,按照中央部署,全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六、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地委于11月中旬向各县委发出指示,并召开县委宣传部长会议,部署开展抗美援朝时事宣传教育。会后,全区普遍开展抗美援朝时事学习教育活动。短短10天内,地委领导就为宜宾城区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作了3次时事报告,听众达6千多人。11月19日,宜宾城区各界群众2万余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大会。全区各地各单位都广泛举行控诉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年底,专区成立宜宾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1951年4月4日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川南区宜宾支会。7月21日,地委发出关于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的通知,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努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发动群众制订爱国公约,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做好优待烈军属工作,支援抗美援朝。月底,地委在县(市)委书记会上总结推广宜宾县思坡乡制订爱国公约的经验,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全面订立或修订爱国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川南分团代表来宜宾各地作报告,听众达4万余人,进一步鼓舞了全区人民的抗美援朝热情。全区有625342人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832089人投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上级分配全区征兵8990人,报名参军人数达37498人,最后实招9311人,超额完成1951年征兵任务。1951年,全区给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寄去慰问信15万封、慰问袋10万个。截至同年11月15日,全区捐献飞机大炮缴款入库数为120多万元,占总任务数的106.77%,超额完成上级分配全区捐款购买7架半战斗机任务。

七、土地改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1950年12月地委研究决定,全区土改采取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方法分期进行。成立有地委、专署领导参加的“宜宾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在地委领导下,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工作。1951年1月初至2月底,地委和宜宾县委抽调30多名干部在宜宾县思坡乡进行土改试点。2月中旬,地委从地专机关和各县抽调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共1353人培训半月后,于3月初至4月底,在宜宾县144个乡进行第一期土改。川南行署副主任郭影秋率行署工作队在嘉禾乡蹲点,地委委员、宜宾县委书记张守愚在菜麻乡蹲点。第二期土改于6月中旬至8月底,在106个乡进行。主要是在宜宾县余下的乡和南溪县部分乡进行,其余各县均在个别乡试点。第二期土改有工作队员2124人,中央和西南局有58人参加,地委副书记王鹤坪在南溪县蹲点。第三期土改于10月底至1952年1月初在除宜宾县外的其余各县的128个乡进行,有工作队员3139人,58位民主人士参加第三期土改。第四期土改于1952年1月中旬至4月底,在除宜宾县外的其余各县的175个乡进行,有工作队员4486人,20位民主人士参加第四期土改。土改分为宣传动员、划分阶级、查田评产、征收没收、分配果实、总结工作六个阶段。土改结束后,各地又按地委部署进行土改复查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巩固土改成果。全区有6645名干部参加,复查工作到1953年2月上旬结束。

地委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遵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的总政策。反对不发动群众,由工作队包办代替,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对一度存在的“和平土改是动口不动手”,以是否动手作为区别和平土改与战斗土改的标准这一错误提法及时进行纠正。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统一合理地分配。在土改中,全区镇压反革命分子1千余人,清出匪众和土匪骨干1992人,收缴枪3千多支;没收大批田土、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和金银等财物,全部斗争果实折谷556475石(1石折50千克)。全区农民人均分地2石多,每户贫雇农还分得房子2.8间,耕畜0.36头,农具1件多,粮食0.74石,初步解决农民缺乏生产生活资料的困难。

八、“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简称“三反”运动)。12月下旬,地委对在专、县(市)一级机关厂矿开展“三反”运动作出具体部署。地委决定成立由地委书记郭春文为主任的“宜宾专区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督促检查全区各机关团体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12月25日,地委召开地专机关干部“三反”动员大会,各县(市)也相继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干部群众积极参加“三反”运动,揭发有关贪污、浪费的人和事,运动很快在全区开展起来。1952年2月5日,地委指示各地:“三反”运动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凡正在进行土改的地区应把土改搞到一定阶段后停一下,集中力量来搞“三反”。各级党委必须拿出过去征粮剿匪时的决心来,搬掉阻碍运动前进的石头。强调反贪污面应达50%左右,必须抓到一定数量的大中“老虎”(贪污千元以上者即称为“老虎”)。要把反大中“老虎”的斗争,当做与敌人作战一样。至此“三反”运动进入追查贪污犯的打“虎”阶段,在运动高潮中发生了一些过火的偏差。4月中旬,运动转入追赃定案处理,6月中旬后转入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7月底,全区“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有10825人(其中:干部7056人、勤杂人员1209人、工厂工人2560人),查出贪污分子及犯贪污错误的共有6259人,定案金额为212万多元,其中贪污千元以上的“老虎”有617人,开除工作254人,刑事处分284人。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扩大化和逼供信问题,大多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

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和川南区党委的部署,在城镇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1952年2月,“五反”运动首先在宜宾市开展。2月13日,宜宾军管会发布关于保证“五反”运动正常开展的布告。17日,召开万人大会,宣传动员群众打“拦路虎”,扫清运动障碍。18日,召开店员工人代表大会,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市委抽调366人组成工作队,分赴全市57个工商行业的5272个工商户中开展运动。整个运动分为交待政策、检举揭发、大会过关、巩固胜利四个阶段,对违法的私营工商业者,坚持“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商从宽、投机商从严”的原则,分别作出补税、退赔、罚款、没收等处理。运动至是年8月结束,全市定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的占86%,严重违法户占8%。在宜宾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同时,四五月间,“五反”运动在南溪、江安等工商户较多的城镇开展。其他工商户在500户以下的城镇,仅采“一般号召,个别突击”的办法进行。工商户很少的集镇,不开展“五反”运动。全区“五反”运动于1952年8月先后结束。

九、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1、农业的合作化运动

1951年冬,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川南区党委的指示,在宜宾县天池乡高梨村和思坡乡临江村、杨村进行组织农业互助组的试点。组织干部到农村宣传互助合作,使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区农村逐步兴起和发展。到1952年9月,全区已有互助组32646个,组织起来的农户有195076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42.4%;组织起来的劳动力391752人,占农业劳动力的32.9%。

1952年8月地委在宜宾市新龙乡龚家村互助组,以土地、耕牛、大农具入股分红和实行评工记分、按劳计酬形式,试办了黄桷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2月,地委、专署召开全区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确定当年全区试办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宜宾县、南溪县、江安县、长宁县各办一个,地委和县级宜宾市合办一个。12月中下旬,地委、专署召开全区第一次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确定今后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领导的重点,应该逐步转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议决定全区今冬明春建3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6月,地委召开全区第四次农业合作社会议,贯彻省委要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指示,确定当年冬和次年春,全区要建611个农业社。12月底,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提出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农村工作的领导重心转移到合作化运动方面来,为巩固现有的1000个农业社和明年建好1600个农业社而努力。当农业社由试办转入大发展后,不少地方出现违反“自愿互利”原则,追求数量,贪多求快的错误作法。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社的指示精神,于1955年春,一边领导建新社,一边对原有的1000个老社进行整顿巩固,使农业社的发展做到不抢进度,有计划稳步发展。到同年7月,全区实际只有1075个农业社,入社农户只占总农户数的6.14%。

1955年8月底,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检查批判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作出加快发展农业社的规划,确定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69%左右,全区基本合作化。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12月6日,地委发出《关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规划的初步意见》,指出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规划1957年夏秋前,全区新建6050个农业社,使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79%,全区基本合作化。实际经过一个多月的突击建社,到1956年1月中旬,全区已有858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353198户,占总农户的73.78%,提前两年实现全区基本合作化的规划。

1956年1月,地委决定全区当年春试办25个社会主义性质(即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到春末夏初,全区实际已办高级社71个,入社农户1656户。4月中旬,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省委将初级社 “转、扩、并”为高级社的指示,加速建立高级社的工作。到10月10日,全区已建高级社5626个,入社农户449938户,占总农户的94%。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初级社“转、扩、并”为高级社,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高速进行的,遗留下许多问题。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于11月中旬发出《关于整顿巩固农业合作社的意见》,决定“暂停并社”,在全区开展整顿巩固农业社工作。12月初,地委发出《关于当前农业社由大划小的情况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意见》,指出“规模大了的社,分开比不分开好”。根据地委指示精神,各地在整社过程中,将一些规模过大的高级社分小,使农业社的数目有所增加。到1957年底,全区有高级农业社7852个,初级农业社79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8.56%。

2、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地委、专署对城乡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予以扶持发展,并加以限制。在工商业调整中,地委、专署把县级宜宾市作为重点,先后引导帮助天原化工厂、中国造纸厂、中元造纸厂等实现公私合营,引导1357户工商户组成44个联营社。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地委、专署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地委、专署及统战等部门,先后召开工商界代表会,反复地宣传总路线,宣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10月,地委批转地委统战部和专署财委《关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工作的领导,做好对资方上层人物的工作。1955年12月底,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在1957年实现全区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的推动下, 1956年1月中旬,地委改变原来分两年完成对私改造的安排,决定组织各方面力量,放手发动群众,立即掀起一个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地委成立由地委常委、专员李鹏为组长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和对资改造办公室,以加强对私改造工作的领导。1月19日,宜宾市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宜宾市的带动下,其它各县也积极工作,到3月初,全区除兴文县外,其余各县城镇的私营工商业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4月4日,地委召开第二次对私改造会议,对农村集镇小商小贩的改造工作进行部署。到1956年10月,全区共有318户4名职工以上的私营工业实现公私合营,占私营工业总数的98%;有17530户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占全区私营商业户的89%;小商小贩已改造15582户,占全区小商小贩户的88%。

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地委、专署的部署,1950年底首先在宜宾县城区开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试点工作。1952年4月底,县级宜宾市先后建立织布生产合作社和棕绳生产合作社。1953年3月,宜宾县试办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观音铁木生产合作社。其余各县也陆续开始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地委根据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快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步伐,全区各地批准建立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年底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12月25日地委扩大会议制定到1957年将全区手工业者全部组织起来的规划。但如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样,到1956年10月,就将全区30450名手工业者组织成1954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组,占全区手工业总数的95.82%。

十、内部肃反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于1955年8月27日至9月9日召开扩大会议,对全区分期分批开展肃反运动进行部署。成立由地委副书记陈沐、王茂聚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的“地委肃反五人小组”,抽调骨干力量数十人组成肃反五人小组办公室。第一批参加肃反运动的是党政机关干部,首先在地专机关和宜宾市级机关的75个单位,1841人中进行。9月中旬,运动开始时陈沐代表地委作动员报告,之后分为57个战斗小组,通过学习、检举揭发,挖出有反革命重大嫌疑人员和坏分子175人,于年底结束。1956年在县级机关和区级机关开展,分上下半年两期进行。第二批参加肃反运动的是文教卫生、商业财贸、厂矿企业单位,在1957年分上下半年两期进行。第三批参加肃运动的是乡级干部,对乡干部主要采取个别审查的办法,对一般人员主要进行肃反教育,在1958年上半年进行。1958年下半年,在新建单位和农村社队干部、五大员(炊事员、保管员、饲养员、会计员、技术员)中开展的肃反教育为第四批,到1959年上半年结束。在历时4年多的肃反运动中,全区有14万多人参加,运动中清查出历史反革命集团15个,有成员151人。全区定为反、坏分子1684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1.13%。

十一、整风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地委于5月6日至16日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对动员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党整风进行部署。21日,地委成立由地委常委全体成员组成的地委整风领导小组。23日,地委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问题的通知》,对全区整风运动的步骤、方法和时间作出具体安排。25日,地委召开地专机关整风动员大会,地委书记刘结挺作动员讲话,号召参加整风运动的党员、干部和各方人士,向地委、专署及地专机关各部门几年来的工作提意见,欢迎“鸣放”。整风运动即在地专机关正式开展。6月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整风学习运动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地委于6月下旬,部署地专机关的整风学习转入反右斗争。七八月,各县、市整风运动一开始即先进行反右斗争。在反右斗争中,不少人在鸣放阶段中针对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或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等问题,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被作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批斗。如宜宾市党群政法、财贸、工交系统鸣放时共提意见10382条,其中要求党委政府改进工作的意见2878条,占总数的27.72%;干部人事方面的意见2564条,占24.7%;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的意见1860条,占11.91%;劳动工资福利方面的意见1086条,占10.46%,其它1994条,占19.21%。绝大多数意见都是正常的和善意的,仅有一部分意见是不正常的,即被归纳为“右派言论”。通过分类排队,发动群众揭发,联系实际问题开展大辩论等方法,挖查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有的领导还挟嫌报复,借反右斗争整人。地专机关开始鸣放后,地委常委、专员李鹏应专署党支部之约先后写了两篇意在宣传整风的意义和方针政策,鼓励群众鸣放,帮助领导整风的稿件,登在专署党支部办的黑板报上。地委书记刘结挺早就对敢于给他提意见的李鹏十分不满,反右斗争开始后,便借题发挥,指责李鹏的两篇稿件是“公开把斗争锋芒指向地委领导”,专门召开地委紧急会议讨论“李鹏和地委争夺整风领导权问题”。将专署党支部办的黑板报定为“右派掌握的黑板报”,李鹏作为“不公开戴帽”的右派分子被撤职处分,下放到五粮液酒厂“劳动改造”,1961年4月含冤去世。在历时一年多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全区有1737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职位较高政治影响较大的县级以上干部13人、“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94人。对右派分子分别作了撤职、降级降薪、监督劳动、留用察看、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等处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给予了平反。

地专、县、市机关和文教卫生单位的整风,先后经过大鸣大放、反右斗争、整改和自我总结四个阶段。1957年秋冬,在机关整风转入整改阶段后,地委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在农村、工交系统和城镇基层单位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58年9月,地委通知各地整风运动结束。

十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农业“大跃进”

1957年12月15日至25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宜宾专区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草案)。地委书记刘结挺在会上作题为《鼓足劲头,敢于跃进,能够跃进,一定跃进》的报告,对1958年全区农业生产“大跃进”进行动员部署。1958年1月上旬,地委对推动农业“大跃进”发出一系列文件。一是提出小春要增产20%;二是要用打破常规的领导方法,在全区范围内像排山倒海一样大搞土地加工;三是要组织好水利、肥料、土地加工、宣传四路大军;四是要求全区双季稻面积达到70%以上,比1957年增加一倍。同年五六月间,地委数次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学习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在“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左”的口号影响下,地、县(市)委不断大幅度地任意提高和修改农业生产计划指标。6月,地委确定1958年农业生产的总目标是全区粮食平均亩产400千克,提前10年跨“农纲”。但仅过了两个月,地委就将全区粮食平均亩产提高为500千克。1959年初,地委又把全区粮食平均亩产提高到2000千克,1959年4月初,地委书记刘结挺在宜宾市郊区公社扩大会议上提出“亩产粮食2万斤(即1万千克)”,号召打擂比武。会上互相哄抬,你追我赶,粮食亩产从最初的2万斤,哄抬为6万斤。全区各地在“打擂比武”中,粮食亩产指标从最初的三四千千克,哄抬到两三万千克。 1960年初,地委提出大种“苞谷王”和各种农作物“王子”。“苞谷小王1斤、中王3斤、大王5斤”,“苞谷皇帝”5千克以上。“大王”要像温水瓶那样大,杆杆(玉米茎)要像茶杯那样粗,米米(颗粒)要长到1寸长。致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全区泛滥。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地委在1958年6月决定把全区11个县(市)分为江安(负责江安、长宁、南溪)、高县(负责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兴文)、屏山(负责屏山、宜宾县、宜宾市)3个片区,分别由地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中的13人分片坐镇包干。按照地委部署,地、县、市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组织农民群众向土地大进军,开展深翻土地运动,普遍深耕0.4米以上,大搞“田园化”、“高产路”、“卫星田”,播种实行“高度密植、少种高产”,大种“苞谷王”、“红苕王”。地委和宜宾县、宜宾市、南溪县共同在宜宾市吊黄楼至南溪县牟亭公社,长53千米的公路沿线,大搞“宜牟高产路”,提出1959年实现粮食亩产5吨以上。由于农业“大跃进”吹起虚假浮夸风,高指标、高估产造成高征购、虚分配。在实际粮食产量很低,且连年减产的情况下,实行高征购,使农村粮食严重短缺,加重了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

2、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3月,地委召开工交会议,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我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指示精神。地委规划,195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56%,铁的产量由1169吨增加为10790吨,产土钢100吨。为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地委决定全区立即筹建4个钢厂,同时采取土法上马,大建土高炉。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地委于8月25日召开工业紧急会议,贯彻中央的决定和省委指示精神,动员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地委确定,到年底全区要产铁4.3万吨,产土钢1千吨。向全区发出“分秒必争、斤两必争,大战一百天,炼铁四万三千吨”的战斗号令。为加强对钢铁生产的领导,地委书记和3位副书记都到重点县和重点地区蹲点抓面。专区成立钢铁生产办公室,协助地委检查督促钢铁生产建设和生产计划执行。在地、县(市)委各级领导的率领下,会后仅半个月,全区就动员组织40多万青壮年农民劳动大军,抽调大批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商店员工和街道居民,上山安营扎寨,砍树、挖煤、采矿、建炉、炼焦、炼铁、炼钢。时宜宾市,除机关和事业单位外,共投入94984人,其中城镇和各中学55998人,农村青壮年38986人(占农村总劳力的45%)。从农村抽调的人,大部分到珙县、筠连开采铁矿石、采煤炼焦,12000人到屏山县伐木烧炭,学校师生则到宜宾县冠英山伐木烧炭。经过全区数十万人日夜奋战,建起4000多座炼铁土高炉,但能投入正常生产的只有1000多座。为了炼钢铁,地委多次部署群众性的献铁献铜运动,各种废旧铁锅、铁用具和旧机械被作为“铁引子”投入土高炉冶炼。为了炼钢铁、有的社员把铁锅打碎上交,许多铁铸文物作为废铁上交而毁损。珙县、江安搞出用罐罐炼铁的土办法后,地委立即在全区推广,部署开展“一人一罐”炼铁运动。为了解决土高炉炼铁燃料不足问题,全区组织20多万人上山砍树。在“天天创高产、日日放卫星”的口号声中,到年底全区共生产2.2万多吨铁,但大部分是高硫、性脆,无法炼钢的次铁。至1959年1月,广大民工和机关干部群众在钢铁第一线风餐露宿3个多月后,地委根据省委指示,除保留重点铁厂、煤厂的必要劳动力外,大部分民工陆续撤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但大办钢铁并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1961年初。

一哄而起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森林矿产资源。仅1958年,全区用于补贴炼铁的资金就有642万多元,平均每吨铁300多元,比国家当时规定的调拨价高出150多元。而当年全区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5171万元,光补贴土高炉炼铁亏损就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大量砍树作炼铁燃料,使全区森林覆盖率迅速从解放初期的25%锐减至7%左右,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3、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下半年,地委就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全区农村开始筹建小社并大社试办人民公社的工作。8月17日,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在报上发表后,地委即决定在宜宾县天池乡和宜宾市黄桷坪乡搞点,试办人民公社。8月19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市委即行选点试办人民公社。地委于9月中旬又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全面铺开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区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从9月中旬到月底短短10多天内,就将全区农村原有的762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为273个人民公社,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

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取消原高级社集体所有制,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一切产品生产资料全归公社所有。在分配关系上,普遍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到11月中旬,全区农村就办起公共食堂27100多个,在食堂就餐的农户达55万多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94%。如宜宾市郊区人民公社包括市郊23个乡(镇)、46332户、201194人,下辖13个乡级生产区(又叫分社)、142个村级生产管理区、1223个生产队,公社接管了银行、税务、商业、粮食、供销、教育等部门设在郊区的所有基层单位,按民兵建制,把农民组成班、排、连,干部统一调动,劳动力统一管理,生产统一指挥,财经统一管理。公社将社员的大小猪只全部收归集体饲养,把社员的自留地、竹木、家庭副业等通通收归公社所有。为便于大兵团作战,1958年10月以生产队为单位,将社员搬到住房比较集中的地方挤住,办起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统一出工。办公共食堂一哄而起,炊事用具都是在各家无偿征用。食堂办起后,集体就餐,不准社员家里生火冒烟,否则就砸锅挖灶。山区、丘陵地方的社员,吃一顿饭,有的要走几里路,大人背小孩,老人拄着棍子,既费力气,又费时间。加之食堂粮食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账目混乱,有的干部、管理人员乘机多吃多占,给社员生活造成更大的困难。由于公社是政社合一体制,“一大、二公”,普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干活搞“大兵团”作战,更易于用行政命令指挥生产,侵犯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致使“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虚报浮夸风、多吃多占风)在全区盛行。事实上形成土地、粮食、资金、劳动力统一拉平,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9年上半年,地委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和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及毛泽东主席4月29日的《党内通信》,按照省委的部署,在全区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和急于向全民所制过渡的作法。但由于纠正错误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实现“大跃进”,急于过渡的思想并没有解决,对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帐没有算清,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资财,社队调用社员私人的财物没有进行清理归还或折价赔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还是未得到纠正。

十三、“反右倾”运动

1959年秋冬,地委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围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在全区开展“反右倾运动”。8月12日,地委召开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部署反右倾斗争。9月1日至5日,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在传达中央精神前,先宣读彭德怀的意见书,要到会人员发言表态,进行内部划线排队。会议决定立即以县、市为单位召开县、区、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会议,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组织全民大辩论,进行反右倾,鼓干劲。9月11日,地委发出通知,列举当前全区农村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一是否定去年的大跃进;二是否定今年粮食增产;三是否定公社化的优越性;四是不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五是对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不感性趣;六是满足现状,固步自封。部署在全区农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中开展检查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学习教育。10月初,地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实现更大跃 进”的反右倾运动。地专机关和各县、市分批召开干部会议,集中进行反右倾斗争。10月6日至18日,宜宾市先后两次召开有1400多人参加的反右倾五级干部大会。这两次会议中,都发生了打人、罚跪等情况;有66位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市级机关有78人被批斗,其中有5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月上旬,地委又提出农村反右倾在干部和社员中都要进行,在一切公社和生产队都要进行。反右倾的对象主要是相当于生产队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全体党员、团支部委员中问题多的人和富裕中农中一部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右倾思想严重的人要进行批判,批准批判的权限由公社党委掌握。进一步扩大了反右倾运动的范围。12月,地委根据省委部署,在全区农村开展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基层干部和社员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态度及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表现,分别划为一、二、三、四类。将第四类人员作为重点揭发批判斗争的对象。在“反右倾”运动中,地专机关有1467人参加,有7人被定为右倾分子,46人被定为严重右倾,上百人受到批判斗争。全区有5.9万多名干部受到批判,其中不少干部因“右倾保守”而受到撤职、降级等处分。反右倾运动后,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在全区再度泛滥。“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受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的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十四、“反瞒产”斗争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开展,1959年上半年的一些纠“左”措施也受到否定和批判。在工农业生产中,谁的指标提得高,口号喊得响亮,谁就是先进,否则,就是“右倾保守”。在农村,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征购任务完不成,就按照对粮食“高产”的主观估计,一级查一级,开展“反瞒产私分”的斗争。1959年冬至1960年夏,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根据地委部署,全区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反瞒产”斗争。据统计,全区农村生产队长以上的11.5万多名基层干部中,有4万多人因“瞒产私分”问题被批斗。这场斗争不仅以“瞒产私分”为由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而且由于经过斗争“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按照夸大的产量定征购,造成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1959年12月,宜宾市石马公社为了完成向市里浮报的150万千克粮食产量,两次把全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400多人集中召开“反瞒产”大会。会上,有66人被斗争,其中22人受到打、罚跪、吊等刑讯逼供,导致4人死亡、4人致残、4人受伤。1960年,市里通过“反瞒产”,向上浮报粮食总产3亿千克,专署按此数下达征购任务2418万千克,比当年粮食实际产量2141.5万千克还多276.5万千克。在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情况下,市郊农村人均每天仅有三两七钱五(187.5克)的带壳粮食。由于人民群众口粮严重不足,营养不良,肿病流行,造成全区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

十五、克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

1、突击治病与节约渡荒

由于3年“大跃进”和一哄而起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误,使农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生产水平大幅度降低。全区粮食总产量最低时较1957年降低47%,猪仔减少73.3%,耕牛减少17.7%,农村房屋减少30%以上。农业上刮起的虚假浮夸风、高指标、高估产造成高征购、虚分配。1959年全区粮食总产比1958年减产21%,而征购却超过最高年度的17%,占当年粮食总产的50%以上。1960年粮食总产又比上年减产35%,比解放前的1949年还低14%,人平产粮仅210千克,但仍然是高征购。由于粮食连年减产和继续实行高征购,城乡人民基本口粮严重不足,平均粮、油、肉消费量锐减,特别是农村更为突出,每月人均原粮只有10千克(有些地方只有5千克),少数乡村出现吃“观音土”和树皮、树根、野菜度日的严重情况。许多地方因人们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肿病、妇女病和其它杂病,造成全区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在1958年至1961年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以1960年为例,根据宜宾专区统计局、专区公安处人口统计资料,1960年全区出生100697人,出生率为15.20‰;死亡469436人,死亡率为70.86‰,为正常年景的5倍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5.66‰。1958年至1961年,宜宾县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为-43.65‰,1961年人口死亡率高达90.11‰。

1959年6月底,南溪、长宁两县农村部分地方首先发生肿病,以后各地相继出现大量肿病病人。据长宁县桃坪、河东、三江等11个公社统计,有5575人患肿病,占11个公社总人数的8%;死亡2800多人,占总人数的3.75%。从发现肿病起,地县委就非常重视,即刻加派干部赶赴病区,抽调医务人员采取集中治疗等进行防治。但由于粮食严重短缺,肿病病人继续增加,到1960年2月底,全区计发生肿病6.5万人次,尚有病员3.3万多人。4月17日,宜宾地委与泸州地委共同在宜宾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制发《突击治疗定期扑灭各种疾病的意见》。决定继续采取集中治疗和生活上对病员予以照顾补助等措施,治疗两地现有的11万多肿病人员、10万多“妇女病”病员和20余万其它杂病人员。7月,宜、泸两地正式合并后,由于粮食继续减产,肿病人员仍呈上升趋势。到12月底,全区肿病人员已达12万多人,比11月增加30%。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地委于1961年1月3日发出《关于立即开展一个有声势的突击防治疾病运动的指示》,要求在1月中旬前将全部现患肿病人员,分别集中住院治疗。同时要狠抓食堂工作和大搞冬季卫生,以彻底消灭肿病和其它疾病。全区各县市纷纷采取措施,将肿病人员集中免费治疗。宜宾市将肿病患者集中到各公社管理区医院治疗,市里从城区派出300多名医务人员下乡帮助治疗,生产消肿药丸11万千克,千方百计大搞代食品,尽力办好食堂,严格控制劳动时间和各种会以,确保社员休息时间,以控制肿病蔓延。由于措施得力,使全市肿病人数由1961年8月份的8479人,年底减至768人。全区情况也大致如此,到1962年底肿病基本消除。

在突击治病的同时,为了安排好人民生活,战胜困难,渡过灾荒,地委于1960年4月成立生活福利委员会。6月,地、县、市委抽调1300多名干部组成“生活检查团”,到全区农村以公共食堂为重点,进行一个多月的群众生活安排大检查。地委根据省委“节约粮食,战胜灾荒”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全区开展了“增产节约、生产自救”运动,号召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约渡荒。全区在1960年下半年,按照省上规定一再降低城镇非农业人口口粮供应标准。11月21日,地委发出《关于在全区大力开展节约用粮,战胜灾荒的指示》。决定采取:(一)统一压缩全区115万非农业人口的口粮标准,基本口粮由人平每月14.25千克降为12.15千克。其中,机关干部、脑力劳动者和城镇居民为9.5千克。(二)除火车、轮船旅客用餐外,购买粮食制品一律收粮票。(三)食品酿造用20%的代用品,饲料加工用40%的代用品。(四)供应本区的稻谷一律加工成糙米等措施,来缓解城镇粮食供应的压力。地委根据中央“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食品”的指示精神,部署各级各单位组织城乡群众和厂矿企业、机关团体职工,利用空闲土地,开垦山坡、河滩,大种粮食、瓜豆、蔬菜,大搞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精、链包霉等代食品,以节约渡荒。为了解决全区城镇粮食供应有2.2万多吨缺口这一严重问题,地委决定提前挪用1961年6月底前的1.8万吨城镇粮食供应指标,帮助宜、泸两市解决从当时起到1961年小春收获前的部分粮食供应问题。随后根据省委安排,地委在1961年上半年先后决定由专员刘永玖,副专员王怀治、赵洪滔等人率队前往西昌、乐山、云南等地,组织上百辆汽车突击运粮2.5万多吨,以保证宜宾市、泸州市等城镇的粮食供应。

2、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紧急指示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等等。提出农村整风整社任务,以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根据省委部署,12月31日,地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决定1961年春在全区农村中开展一个以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为纲,以整顿落后公社为重点的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全区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从1961年1月初至3月中旬,为319个落后公社,以揭阶级斗争盖子,实行“二次革命”夺取领导权,改造落后为中心。第二批从3月中旬至5月底,为295个一般公社,主要以生产为中心,清理平调,反贪污、追脏退赔,进行组织整顿。运动开始后,地委抽调地、县(市)、区级机关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宣读、解释《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

但是,由于当时对农村经济的危机程度认识不足,并错误地认为那些问题严重的地区“落后”的原因,多数是搞“右倾倒退”或“坏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结合起来进行破坏的结果。因此,在整风整社,改造落后的斗争中,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要求在那些“坏人当权”的单位,揭开盖子,夺回政权,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在整风整社中又开展对粮食的“一查、二定、三补”运动(查,即查面积、比总产,查苗稼、比亩产,查入库、比落实;定,即按查出的存粮数字落实征购任务后,定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粮;补,即发动群众搞代食品等弥补不足),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反瞒产私分”运动,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这些作法,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产生了消极影响。

3、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3年“大跃进”的错误进行纠正。地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省委的部署,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由于粮食的严重短缺是当时困扰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城市经济的调整首先是压缩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和工矿职工。根据省委部署,1961年1月下旬,地委发出《关于坚决精简机构。紧缩人员,进一步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指示》。决定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城镇居民中进一步压缩人员回农村。7月中旬,地委决定成立压缩城镇人口及粮食销量工作领导小组。7月18日,地委决定在今年已压缩9万人回农村的基础上,从各方面再压缩12万人回农村。为此,地委决定对全区部分全日制中等学校实行暂时停课一年,压缩3.7万人回农村。1962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地委制订《进一步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方案》,决定采取多项措施,将该年压缩回农村的人口增加到12.6万人。到年底实际压缩15.5万人。1963年全区又精简职工9千多人,压缩城镇人口7.4万人。到1963年底,全区共精简职工41万余人(时全区有18个县市),压缩34万多城镇人口回农村,一年可减少国家粮食销量近5万吨,减少工资基金8千多万元。

(2)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地委多次召开工交基建会议,按“八字方针”研究全区工业布局和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撤停并转了泸州钢厂等12个钢铁、铜厂,煤炭停了富顺古佛等21个矿井;建材停了泸县福集水泥厂等2个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834万元压缩为1962年的133万元。

(3)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在整风整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基础上,1961年4月,地委开始在全区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的办法,贯彻中央发展毛猪两条腿走路(以公养为主,稳定发展私人养猪)的方针。6月,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后,地委在六七月间多次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学习,讨论《农业六十条》,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调整社队体制,将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重新固定给生产队使用(时称“四固定”),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给社员增划自留地、恢复评工记分制度、解散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等。地委还出台对两年以上的荒田荒土,经县委同意,可以采取“以种定产,以产定工,超产全奖”的办法划给社员个人种一季的政策。11月 底,开始在全区农村公社实行“分配大包干”,即生产大队实行一包(包粮食总产量和农副业总收入)、两定(定征购任务、定大队提留),余粮余钱归生产队的办法。以进一步克服农村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生产队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学习贯彻《农业六十条》,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同时,地委按照省委的部署,重点抓了“退赔”工作。即解决公社化运动以来,无偿平调农民和生产队的财物问题,以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专区和各县、市相继建立退赔委员会和退赔办公室。经过算帐,全区应退赔2.7亿多元,本着“破产还债,彻底兑现,退光赔光”,“谁平调,谁退赔”的原则,到1961年底,已退赔1亿多元,其余也在次年全部退清。党和政府纠正“公社化”错误的实际行动,使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很大震动。1962年3月,开始在全区贯彻中央关于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指示。通过这一系列调整,全区农业生产开始复苏。

(4)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1962年2月25日至3月10日,宜宾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初步检查总结了近几年来地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经验教训。主要是:①“共产风”先后经过两次高潮,持续3年之久,到1960年冬才得到纠正。②粮食生产上的“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提留),使农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0年错误地进行了几次大规模反瞒产斗争,混淆了是非。③瞎指挥特别是工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很严重。④在1958年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政策界限上掌握差,乱揪乱斗了大批基层干部。与会人员普遍反映自1958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真是心情舒畅。随着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贯彻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深入,经济调整的步伐和规模也逐步加大。1962年12月26日至1963年1月6日,地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区工作进行回顾检查,讨论总结。1月7日,地委全体会议通过《中共宜宾地委对几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通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和对全区“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各级党组织以鼓舞,全区进一步加快调整经济工作和政治关系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形势的好转。

十六、干部甄别平反和查处刘、张

1961年6月,中央决定对近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地委于7月30日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甄别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抓这项工作。到1962年6月底,全区应甄别的41728人中,已甄别了41000多人,占应甄别数的98%。随后又进行甄别复查工作。

在对一些党员干部进行甄别中,揭发出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夫妻合谋,滥用职权,利用政治运动和其他机会,捏造材料,强加罪名,欺上瞒下,制造了12起冤案(即李鹏、郭一、黄新寿、张家壁、刘洁纯、吕逢权、付德忠、蒋尔清、廖测宽、胡绍清、陈玉清、罗念宝,共12个冤案;加上因宜、泸两地合并,而被迫中止的“内部侦察案”,时称13个案件),迫害致死1人,伤残3人,其情节十分恶劣,错误极其严重。省委于1962年10月21日决定,停止刘结挺、张西挺两人的现任职务,并成立专案组对刘、张进行审查。地委全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对刘、张的审查工作。196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地委召开有600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对刘、张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1963年1月地委扩大会议对刘、张的错误继续进行揭批,形成《讨论刘结挺、张西挺所犯错误的情况纪要》上报省委。省委于3月决定撤销刘、张的职务。1964年5月地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刘、张案件的处理意见,并上报省委。省委于1965年2月决定开除刘、张的党籍。

与此同时,对刘、张一手制造的李鹏(原地委常委、专员,被打为右派分子)、郭一(原地委常委、军分区政委,被打成阶级敌对分子)、吕逢权(原宜宾市委书记兼市长,被打为反党集团首脑)、刘洁纯(原专区计委副主任,被打为阶级敌对分子)、张家璧(原专署财委副主任,被打成右派分子)、黄新寿(原地委监委副书记,被打为反党分子)等12个冤案,经省、地委甄别后予以平反。

十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城市“五反”运动

1963年4月,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简称“五反”运动),决定地、县(市)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时进行 “五反”。4月9日至13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按“五反”要求解决地委常委一班人的“下楼”、“洗澡”问题。到会的8名地委常委对自己几年来在工作、思想、生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检查。15日,地委集中地专机关410名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为期半月的“五反”学习,着重解决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特别是地委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下楼”、“洗澡”问题。

在地委和地专机关率先开展“五反”运动的基础上,从5月初起,“五反”运动在全区城市分批进行。为帮助各县、市委开展“五反”运动,地委从地专机关抽调35名部局级党员领导干部到各县、市作观察员。到1964年9月15日,全区分三批开展“五反”运动。共有1800多个单位,11万干部职工参加。全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城市居民中还有14万干部职工群众尚未参加“五反”运动。其后,根据省、地委安排,随同农村、城市“四清”运动进行。1965年12月,地委成立由地委副书记沈学理为团长的宜宾市城市社教工作团,抽调800多干部组成18个工作队,在宜宾市的工交、财贸、文卫、公安等系统59个单位开展“四清”运动,至1966年8月结束。

2、农村“四清”运动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6月下旬,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全区农村“四清”运动进行具体部署。地委决定地、县(市)各先在一个公社试点。然后在全区分期分批进行。会议结束后,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即率地专机关62名干部到宜宾县高店公社试点。在地、县(市)委试点的基础上,从9月下旬起,“四清”运动即在全区 分期分批进行,每期时间3个多月。到1964年下半年,已在全区572个公社中开展“四清”,占全区公社总数的68%。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制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10月底,地委根据中央《后十条》和省委重庆会议精神,对全区社教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问题作出部署。地委决定,全区抽调10355人,组成万人社教工作团,集中力量到泸县“打歼灭战”(也称“大四清”)。第一批搞39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工作队员250人,时间半年左右。泸县社教工作总团由代理地委第一书记安法孝任团长, 11月上旬,社教工作团进入社队后,即按《后十条》规定,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代行基层组织的一切职能,审定阶级成份,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将原有基层干部冷在一边,接受清理。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要依靠群众,清理少数人,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委和泸县社教工作总团按照《二十三条》,对运动中前期出现的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进行纠正。6月中旬,第一期“大四清”结束后,随即转入泸县其余公社和泸州市郊区进行第二期“大四清”,到10月底结束。11月,由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为总团长的万人社教工作团,在宜宾县、南溪县(除长兴区外)、宜宾市郊区和高县来复区进行第三期“大四清”,到1966年6月结束。7月,地委又决定由地委副书记冯振伍为总团长,率队在富顺、隆昌两县和南溪县的长兴区、纳溪县大桥公社、叙永县落蒲公社开展第四期“大四清”。原计划搞半年,后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只进行了3个月。到1966年10月,第四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

历时3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3、纠正单干活动

1962年初,随着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调整和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较大提高,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全区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据8月初不完全统计,全区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7.3%。地委根据省委指示,把“包产到户”作为单干活动,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多次加以纠正。

1962年6月,地委派出工作组到屏山县锦屏公社金鱼大队和长宁县葡萄公社葡萄大队进行纠正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试点。8月底,地委发出《关于巩固集体经济,纠正单干活动的意见》,随即在全区全面开展纠正单干活动。1963年下半年,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纠正单干活动作为解决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内容,列入“社教”的第四阶段。1965年春,地委再次派工作组到古蔺县小水公社和富顺县文井公社进行纠正单干活动试点。随即地委从地专机关抽调300多名干部,由部分地委委员、部长和科局长带队到各地开展面上纠正单干活动。凡有地、县委工作队的地方,均采用滚雪球的办法,纠正单干活动。1962年以来,虽然屡次纠正单干活动,但一有机会又重新出现。到1965年11月全区仍有程度不同的单干生产队,占总队数的40%,其中包产到户、到组的占总队数的2.9%。12月5日,地委发出《关于面上纠正单干活动的情况和意见》,进一步部署在全区开展纠正单干活动。

十八、“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春,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6月,地委召开全区农村工作会,总结推广泸县长春公社前进11队、珙县白皎公社塘坎4队、筠连县四方公社沿河大队、宜宾县高店公社张家湾生产队等学习大寨的经验,将其树为本地学大寨的典型。1965年,在全区农村工作会议上,地委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部署,提出以建设大寨式农田为重点,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0月13日,地委第一书记牟海秀对全区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具体指示:(1)各县、市委都要积极参加《人民日报》主办的“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2)组织各级和各机关团体的干部及各方面的人学习大寨的有关材料。(3)学习大寨首先学革命精神,学社会主义方向,学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根据地委指示,《宜宾日报》于10月30日开办“学大寨、赶大寨,为革命种田”专栏,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广泛参予讨论。12月20日,地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学大寨运动的意见》,强调学大寨必须落实到当前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上,各级干部必须认真搞好样板田,通过学大寨运动加强农村党支部的工作等。而后,各地开始广泛推行“大寨式工分”即突出政治的“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评工记分方法。

十九、“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4日,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发出《关于组织各级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决定立即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讨论报刊上登载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章。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发后,地委于月底组织17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讨论,动员党员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4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公布后,地委于5日、7日召开电话会议,决定县、市城区的机关单位,一律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下旬,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进行具体部署,决定地专机关重点搞文卫系统和公安处,县、市主要在中学开展。地委和各县、市委陆续向这些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初,地委成立由地委副书记李鹏基为组长的“地委文化革命小组”,下设办公室。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在全区全面铺开。地专和宜宾市机关,从8月10日至10月中旬两个月时间里,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学习和揭发批判。其间,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和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先后到北京告状。王茂聚行前于8月13日交出与地委常委郭林川(以上4人简称刘、张、王、郭)合写的揭发西南局和省、地委主要负责人的30多张大字报。地委组织地、市机关干部进行反击。9月4日,地委向省委和西南局报送《关于支持地专和宜宾市机关革命同志“最坚决请求书”,对刘结挺等人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随即派出48人组成的代表团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刘、张等人的问题。

8月下旬,宜宾各学校陆续建立红卫兵组织后,地委和宜宾市委决定成立宜宾市红卫兵指挥部,从地专和宜宾市机关抽调部局长到学校担任联络员。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也先后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街道居民中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斗、抄家。与此同时,在北京告状的刘、张、王等人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在北京到处作报告、发传单、煽动不明真相的外地大、中学生红卫兵到宜宾“煽风点火”、“踢开党委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宜宾形成高潮,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因对待刘、张、王、郭翻案等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不同,宜宾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开始分裂,逐渐形成对立的两大派。即支持刘、张、王、郭的“红旗派”和反对刘、张、王、郭的“红色派”。11月,运动转入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地委公开承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但均被红卫兵和造反组织指责为“阴谋”,企图“蒙混过关”。全区各级领导被任意揪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在此困难情况下,地委仍坚持领导和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守岗位,努力使全区的工作、生产正常进行。1967年1月7日,刘、张、王等人在北京制定了“大宣传、大揭发、大造舆论”、“大造反、大夺权”的篡权方针,提出“条件成熟的就夺权,不成熟的就积极地积蓄革命力量,进行夺权。缺乏条件的,就积极创造条件,主要是组织革命左派,进行斗争,创造夺权的条件”。1月21日,在刘、张、王、郭的支持下,宜宾“红旗派”以传达中央文件为名召开地专机关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夺取地、市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组建临时接管会,接管地委、专署。致使地委、专署机关工作全部瘫痪。2月下旬,宜宾军分区奉命参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全区社会治安和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始由分区负责至宜宾地革筹成立。


二十、贯彻中央“12·25”批示

196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为刘结挺、张西挺等平反。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刘结挺、张西挺进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王茂聚、郭林川负责组织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革筹、地革委取代地委、专署的职能,实行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其主要活动记入本书第二十三篇《政府》第二章第七节)。1970年2月4日,中共宜宾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代行地委职权,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群团的工作。 

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简称“12·25”批示)。与此同时,省革委对宜宾地革委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由马玉芳(军人)任地革委主任。1970年2月4日,中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马玉芳任组长。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狠抓“12·25”批示的宣传、贯彻工作。在地革委核心小组主持下,宜宾地区原两大派四个山头群众组织(“红旗”、“红联站”、“炮轰派”、“宜红总”)于3月16日达成协议,协定将原未进入地革委的“红联站”、“炮轰派”、“宜红总”代表“补台”进入地革委。同时对全区18个县、市的革委会和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大部分进行调整,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通过“补台”补进革委会,并相继“解放”大批领导干部,充实进各级革委会和革委会办事机构。根据地革委核心小组部署,3月下旬各县市召开大队以上四级干部参加的革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2·25”批示,时间半个月左右。与此同时,驻宜部队抽调的5400多名官兵与地、县、市抽调的1.1万多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团体、学校、街道 ,广泛宣传贯彻“12·25”批示。到6月底,全区有430多万人听传达。通过中央“12·25”批示的传达贯彻和揭发批判刘、张、王、郭的严重错误,全区群众逐步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军队、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全区社会趋向安定,政治经济形势出现转机。

二十一、开展“一打三反”和“一批双清”运动

1970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由此,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经地革委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地革委成立由地革委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徐槐旺为组长的“一打三反”领导小组,下设“一打三反”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地革委核心小组决定把“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9月下旬,地革委核心小组进一步明确,“一打三反”和“清队”是斗批改的中心任务,是当前全区的中心工作,要一个一个单位进行到底。由于宜宾的“一打三反”、“清队”是和贯彻中央“12·25”批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各地在办学习班,开展“一打三反”、“清队”揭批刘、张、王、郭的同时,开展“批清”运动(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三老会”成员,即“一批双清”)。运动中把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概视为敌我矛盾,追随刘、张、王、郭的造反派头头作检查交待,受到批判清查,极少数同时又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及其他罪行的人被逮捕法办。在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在派性仍很严重的时候,也出现了无限上纲的偏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错案作了纠正。

二十二、整党建党

1969年2月,地革委根据省革委批转的《全省整党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精神,在全区开展由造反派领导的整党建党工作。至1970年2月,全区有1225个支部进行整党。6月下旬,地革委核心小组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四川虽然整党开展较早,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受资产阶级派性干扰,问题很多,需要重整”的指示精神。会后,即在宜宾市红卫公社、泸州市新民公社进行重新整党的试点工作,到年底结束。1971年1月15日,地革委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分期分批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对全区重新整党建党工作作出部署。经过近一年的整党建党工作,到1971年底,全区18个县、市和地属以上企事业单位有942个基层党委、9140个支部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参加整党的党员有162377人。广大党员经过群众评议,整党领导小组审定,逐步恢复组织生活。在整党的基础上,各县、市在4月至9月陆续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县、市委。1971年9月9日至12日,中共宜宾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宜宾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地革委核心小组工作终止。


二十三、批林整风

1971年10月中旬,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11月上旬开始,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方法,向全区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到11月底,全区有470多万人听了传达,占应听传达人数的98%,基本做到家喻户晓。12月中旬后,陆续向全区广大群众传达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1972年2月上旬,地委召开全区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揭批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四川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和事。4月中旬,地委、军分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传达贯彻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宜宾实际,对“一批双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查。会后,地委成立批林办公室,在全区开展以揭发批判和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其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为主要内容的“批林整风”运动和纠正“一批双清”工作。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和纠正“一批双清”工作的开展,江青等人再次为刘、张翻案。4月,郭林川进入地委常委班子后,宜宾一派群众组织又开始重拉山头,制造混乱,扭闹各级党委,强行要为造反派“平反”、“落实政策”。派性活动开始在全区抬头并逐步升级。在12月召开的地革委六次全委会上,部分委员以“批林整风”、纠正“批清”错误、“落实造反派政策”为名,在会上结伙扭闹地委、地革委主要领导20多天。1973年7月下旬,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对宜宾地委张力行等9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维护和加强地委内部团结的请示报告》的批示,着重解决各县、市委和地属以上企事业党委班子的团结问题。参加会议的地委领导张力行、徐槐旺等人在会上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作自我批评,但由于派性干扰,会议并未达到团结的目的。10月27日,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在成都召开解决宜宾问题的汇报会。地委常委、军分区和驻宜部队负责人,地专和宜宾市、泸州市、宜宾县、珙县等地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领导干部共百余人先后参加会议。成都汇报会历时9个多月,至1974年7月结束。会议旨在纠正“批清”错误,清除派性,削平“山头”,实现大联合。但因刘结挺、张西挺、郭林川等人指挥帮派势力在会上采取一“闹”(大闹特闹,瞎胡闹)、二“攻”(集中攻击中央召开的四川12个重点企业汇报会的基本经验)、三“揪”(在会内会外掀起一股揪斗批判地委、地革委和驻军负责人的歪风),致使会议不仅未能达到联合的目的,相反还助长了派性,加深了两派的对立。

二十四、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印发全党,决定在全党全国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2月1日,地委和宜宾市委在人民广场召开有1.2万多干部群众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月下旬,地委召开有全区各县、市委书记、地属以上企事业党委负责人和宜宾市、宜宾县公社以上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对全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行部署。会后,地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意见》,地委和各县、市委相继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

3月,随着批林批孔逐步展开,地委常委郭林川等人借机进一步煽动派性,大搞帮派活动,在全区上下大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到处制造混乱,扭闹各级党委,围攻地委领导。提出纠正“批清”错误,要“放人”,要为造反派“平反”、“落实政策”,“要把造反派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等等。一些帮派人员公然在宜宾市工人文化宫挂出“宜宾市工代会”的吊牌,装上高音喇叭昼夜不停的广播,干扰地、市机关的正常工作和市民的生活秩序。在此情况下,省委发出《关于宜宾当前工作的几点指示》:一、要排除“左”右干扰,在放人问题上要成熟一个处理一个,绝不能草率放人。二、参加围攻地委领导的人员,必须立即撤离,喇叭必须立即取掉。三、宜宾“工代会”应立即停止活动,设的机构,挂的牌子,安的喇叭应当立即撤掉。9月2日,地委将省委的3点指示印发全区,要求各地向广大群众传达,但由于派性的干扰,省委的指示并没得到贯彻落实,派性活动在宜宾更趋严重。

二十五、全面整顿

1975年3月20日,地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讲话精神的通知,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向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作斗争。4月16日,地委发出《关于学习北京汇报座谈会精神传达报告提纲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指出,对那些无组织、无纪律,不上班,不劳动的人,要加强教育,限期要他们改正;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干部和坏头头,要教育他们改正,如不改正,就要坚决执行纪律。6月11日至16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提出,要按中央指示精神进行对照检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对资产阶级派性和各种“资产风”要敢于批、敢于斗,敢于摸老虎屁股。会议以小整风的办法,对到会的9个后进单位进行重点整顿,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取得较好的效果。会后,全区厂矿企业通过贯彻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整顿领导班子,逐步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制度,使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正常。下半年,地委又多次召开会议和发出通知,强调各级党委都要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的问题,打一场围剿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民战争。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地、县、市机关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到社、队和企业,帮助他们开展“批林批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通过狠抓批派和全面整顿工作,全区派性活动有所收敛,形势有明显好转,出现全面复苏的局面。197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3.08亿千克,比1974年增加1.5亿多千克;全区工业总产值7.88亿元,比1974年增加了50%,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二十六、普及大寨县运动

1971年11月底,地委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将合江县芦稿林大队等33个单位树为全区学大寨先进单位。1973年4月17日,地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通知》, 1974年10月,地委召开有县、市、区,社书记等干部参加 的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纲,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会后,地、县(市)、区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队),到部分公社开展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中心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学大寨逐步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

1975年9月,地委第一书记张敏、书记郭兆吉等20名地、县(市)领导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宜宾地区农业学大寨问题的报告》,提出“苦战三五年,全区普及大寨县”的奋斗口号。12月,地委在泸州市召开有2500余人参加历时20天的扩大会议,着重解决县、市委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会后,全区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地委先后从地区机关抽调600多名干部,组成地委农村工作团,到宜宾县、合江县的部分公社搞基本路线教育,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1976年11月和12月,地委先后组织全区县(市)、区、社主要负责人和地、县(市)机关部分干部共2500多人,分3批乘专列前往大寨参观,以推动全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开展。1977年1月,地委和各县、市委主要领导参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4月,全区1032名代表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农业学大寨会议。6月,地委从地区机关抽调370多名干部组成第三期学大寨工作团,到合江、珙县、南溪、富顺和宜宾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9月底,地委决定在西起宜宾县方水井公社,东止富顺起凤公社,全长100里,地跨宜宾、南溪、富顺3县9个公社的百里冲,组织基本路线教育、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大会战,再掀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区才逐步停止。

二十七、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3月9日,地委要求各地按照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4、5、6号文件,立即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讨论,迅速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起来。3月25日至31日,地委在泸州市召开各县、市委常委、地属以上厂矿企事业党委和地级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中央文件 ,“转思想弯子”,对全区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部署。会后,在地委常委郭林川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宜宾帮派势力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区城镇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扭闹揪斗领导。5月30日,宜宾帮派骨干毛建中、唐先意等人,以帮助地委领导“转弯子”为名,将地委第一书记张敏等人揪到大观楼挂上黑牌,进行批斗。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宜宾帮派势力翻案夺权活动日愈猖狂。地委对帮派骨干的非法活动进行了一些抵制和斗争,但在上压下逼的境况下,也违心地同意地革委设“常委值班室”,让进入地革委常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值班,处理政务。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7月16日至18日,毛建中等人又以“放人”为借口聚众冲击地委机关大院,占据地委办公室大楼和常委会议室,夜以继日地轰闹、围攻地委负责人,限制人身自由,严重地干扰地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继后,又占据地委二招待所,将地委书记冯振伍、郭兆吉揪到招待所看管关押,拉上大卡车挂着黑牌到各地游斗。在帮派势力的冲击扭闹下,到7月底,地委6名书记中有3人先后回成都治病休息,9名地委常委有5人住院治疗,致使地 委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

二十八、揭批“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帮派活动

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消息。10月20日至21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精神。23日,宜宾地市10万军民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与会军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载歌载舞,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全区其余县、市也隆重集会游行。到10月底,全区城乡参加集会游行,欢庆胜利的群众已达400万人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地委工作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11月23日,地委决定对帮派骨干毛建中、唐先意由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审查。12月初,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对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帮派体系的群众运动进行部署。12月10日,地委决定成立清查“四人帮”罪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2月18日,地委决定成立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批判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各县、市委、地区机关各大口、地属以上厂矿企事业单位党委相继成立清查工作和大批判领导组,设立清查工作办公室或专案调查组。1977年4月初,地委决定将地直机关数十名帮派骨干和知情者集中办学习班交待说清楚问题,历时半年。4月28日,地委发出《关于抓紧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问题的通知》,指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除那些组织上同“四人帮”有直接来往关系的以外,还包括在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追随“四人帮”自成体系,另搞一套,进行篡权活动的人。各县、市和重点厂矿企事业单位亦相继举办重点人学习班,集中帮派头头、骨干和积极参加帮派活动的人到学习班学习,促其思想转变,揭发交待问题。6月,省委批准免去原宜宾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郭林川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省委批准,将刘结挺、张西挺及其同伙郭林川、李良(原宜宾市革委主任)交宜宾人民批斗。从9月23日起至10月22日止,全区18个县、市分片召开12场揭发批判刘、张及其同伙的大会,有31万人直接到会,收听广播实况转播的有65万多人次。11月上旬,地委发出《关于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安排意见》,要求在第三战役中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查清楚,把帮派体系骨干分子一个不漏地挖出来。随后,经省、地委批准,陆续在全区点名批判一批帮派体系骨干分子。1978年6月后,清查工作逐步转入专案审查和定性处理工作。在揭批查中,全区定为敌我矛盾的1人,严重错误的38人,其中担任县革委副主任以上职务的16人,区科级干部6人。犯有错误的53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科级干部9人。说错话、做错事的40人,其中县级干部14人,区科级干部14人。

二十九、整党整风

1977年7月,地委根据省委整党整风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决定在宜宾县天池公社、宜宾造纸厂和宜宾饮食服务公司进行整党整风试点工作。9月24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共十一大精神对逐步开展整党整风,特别是领导班子整顿工作进行部署。11月17日,地委发出《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的安排意见》。地委决定成立整党整风办公室,与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合署办公。1978年2月11日,地委常委一班人开始集中整风,对地委班子在中共十大以来的路线是非问题、思想作风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月26日到3月3日,地委常委进行开门整风,请地委各部委办负责人提意见。这次整党整风,以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破坏党、瓦解党、篡改党的性质、败坏党的作风的种种罪行,整顿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思想作风为重点,采取从上到下,先领导班子、领导机关,然后基层的做法,到1978年6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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