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会议，决定抽调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与地方游击队合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纵队的主要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伤员；三是建立根据地。

同时，组建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地方工作。在川南特委领导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多次深入川南腹地，转战于宜宾的长宁县、江安县、筠连县、珙县等区县，完成了迷惑、牵制和打击敌人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江安县仁和镇的鹿鸣村就留下了红军路、红军洞、红军账本、红军广场等多个红色印记。

讲好红军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当年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鹿鸣村躲避敌军围剿时，为了不给当地百姓增加麻烦，遇到紧急情况，就会躲进这个山洞避险，所以这个洞后来被叫做红军洞……”3月13日上午，在鹿鸣村半山腰的红军洞里，江安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马旭为鹿鸣村支两委班子成员讲述了“那过去的故事”。

当日，沿着一条青石板铺就的乡间小路，记者跟随鹿鸣村支两委班子一行，寻访历史足迹，重温红色记忆。追寻的脚步从该村响水洞组一个小地名叫“长滩子”的地方开始，踏着当年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二连走过的红军路，步行约两三公里，来到位于半山腰的红军洞。

“1935年10月，红军游击纵队一支约四、五百人从长宁的安宁桥途经桃坪，进入原江安底蓬镇的梅子坎，再从大干滩过河进入仁和镇义合村的烂田坝，与从大妙来的另一支红军会合。”一边走，马旭一边为大家介绍，当年，红军在仁和镇境内活动时，向百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和纪律，当地村民则常常为红军送谷草和柴火等，还帮助红军挑水、生火做饭。

据马旭讲述，在江安县的仁和、大井、红桥等多个乡镇作战期间，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面对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己的强敌，英勇作战，摧毁反动政权，没收了他们的粮食近万余斤和钱财，分给当地饥寒交迫的农民。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如今，在江安县这片热土上，红军精神在一代代传承不息。

在鹿鸣村，该村除了通过党支部活动、村民代表大会等宣讲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故事外，还依托红色旅游资源，从2019年6月起与江安县人知蜀味旅游有限公司合作，发掘和对外宣传红色文化。

“在旅游公司的组织下，宜宾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员工、学生等纷纷来到我们村，重走红军路、重听红色故事。”鹿鸣村副主任任敏告诉记者，2020年，该村开展了50余场次红色文化体验活动。

在川南特委宣传部长余泽鸿牺牲地——江安县大井镇兴复村碗厂坡，当地的泥溪小学校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育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课程，将革命先烈精神深深地根植于校园。

光荣而悲壮 多数红军成无名英雄

时光回溯到1935年，那一年，中央红军在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有力配合下，迅速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歼灭黔军八个团，重占遵义、重创“中央追剿军”吴奇伟纵队，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同年3月下旬，川滇边境大石盘战斗，纵队唯一的电台也被损坏，从此与党中央和军委失去联系。川南特委仍毫不动摇地继续带领纵队，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与三省军阀部队和各地民团周旋，战斗足迹遍及20余县，开辟了东至贵州遵义以北的花秋、放牛坪，南至贵州赫章，西至四川筠连和云南牛街，北到四川纳溪的大片游击区。沉重打击了各地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在边区分别建立了四川、云南、贵州三支游击队，播下革命的火种。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长期得不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地方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缺少地方的配合和支援，川南游击纵队主要干部相继牺牲，战斗和伤病减员增加，纵队力量明显削弱。加上原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的叛变，向反动当局出谋献策，使敌人基本掌握了纵队情况和活动规律，经常派兵尾追阻截，给纵队带来极大的危害。到1936年底，纵队主体失败。

青山有幸埋忠骨，留在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绝大多数都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在被捕后英勇就义，除徐策、戴元怀、余泽鸿、陈宏、曾春鉴、刘干臣、龙厚生等川南特委和纵队领导骨干的姓名、职务和牺牲经过为人知晓外，还有诸多纵队的干部和战士成了无名英雄，他们永远留在了川南这片大山之中。

（来源：红军长征在宜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