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工业企业改革回顾

发布日期:2019-02-27

“宜宾模式”与宜宾工业企业改制课题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达20余年的工业企业改革,成为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并由此推动着城市经济改革的进程。和全国一样,宜宾的工业企业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改革的脉络呈现由浅入深、阶段性推进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宜宾的工业企业改革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前松后紧,前慢后快;典型引路,平行推进;探索创新,特色鲜明,并创造了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宜宾经验”。从1979年开始至2000年基本结束,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扩权让利,实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扩大和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和完善。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宜宾工业企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1978-1980年)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宜宾工业企业造成了严重困难,企业严重亏损,停产、半停产面大。到1980年,“企业亏损面仍然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亏损金额仍然较大,属于经营性亏损的企业还比较多”,“领导班子问题多,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这是亏损企业的主要症结。”全地区244个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7.87%”,“亏损总额将达到384万元”。[1]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一直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而统收统支的分配体制又限制了对企业和职工的激励,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甚至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对工业企业进行改革、整顿。宜宾从1979年开始,在工业企业普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实行奖金制度,以经济手段调动职工劳动生产积极性,打破“大锅饭”。但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类问题不可能短时期内解决。

宜宾地区清产核资扭亏增盈领导小组于1980年8月26日至8月30日召开全地区地、县、市国营工业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工作会议。行署要求:各县、市,企业主管部门,要对亏损企业一个一个地进行检查,有针对性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期达到要求:一是下决心搞好“调整”。对长期亏损的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确定关停的企业,财政停止拨款,银行停止贷款;所有资产立即进行清理,登记、造册,指定专人看管;二是整顿企业领导班子;三是实行“亏损包干,节余归厂,转盈自得,超亏不补,有奖有惩,奖惩兑现”的政策;四是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加强企业管理。地委要求:“必须在一年内扭亏为盈,否则就坚决实行停产整顿。”根据会议精神,地区经委、财政局紧急印发《关于地、县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盈利分成,亏损包干的意见》。

各县、市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企业的主要领导牵头抓工业企业扭亏工作。在工业企业普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建立核算体系,在企业内部实行分级(厂部、车间、班组)、分口(各职能科、室)经济责任制,把经济责任、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财务成本指标层层分解到各级、各口,直至个人。有的企业实行了产量、质量、工效、安全、消耗“五考核”为中心内容的联产计奖责任制,有的企业实行定人员、定基本工资、定产量、定质量、包工资奖金的“四定一包”措施,体现多超多奖、少超少奖、不超不奖,企业普遍开展“百日立功竞赛活动”。企业亏损状况迅速得到改善。

在工业企业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整顿劳动纪律,以经济手段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尽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搞的是先评等级,在一个等级内平均发奖,把“工资大锅饭”变成了“奖金大锅饭”,没有真正起到奖励超额劳动的作用。有的企业开始把评奖改为计奖(计分算奖),如泸州碱厂从1980年1月召开“计分算奖”现场会后,职工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企业的生产销售计划靠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经营权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控制,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没有得到明显提高,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不能适应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职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挂起勾来。这一时期出现的情况是:生产数量上去了,奖金也发了不少,但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企业间互相攀比奖金数量,滥发奖金、任意提高商品价格现象严重,把奖金当作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增加职工收入的主要手段。为此,国务院下发了([81] 10号)文件,坚决制止滥发奖金。在泸州塑料厂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每季度厂里报奖金方案到上级主管部门批,每次主管部门都批:“下不为例”。既应付了检查,又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企业发超产奖的问题。

这一时期,触及了用经济手段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宜宾工业企业改革的启蒙阶段。

二、扩权、让利,实行经济责任制(1979-198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根据中央精神,四川省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试点。1979年2月,省委制定了《四川省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十四条”的核心内容是“放权让利”,规定了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经济权利。国务院于1979年7月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文件,肯定了四川省放权让利的改革经验,并对扩权的主要内容、让利(利润留成)的方式等作出了规定。12月22日,省委又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即“工业十二条”)。1981年,宜宾工业企业扩权、让利工作全面铺开,开始了探索改革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进程。

(一)扩权、让利。在整顿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同时,扩权让利工作也开始展开。工业企业扩权是一个逐步深入、逐步扩大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国务院从1979年7月颁布《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起,先后颁布了若干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文件,涉及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10个方面的扩权内容。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止,为工业企业扩权的主要阶段,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基本明确。宜宾的工业企业扩权是按国务院颁发的文件要求,并结合宜宾实际情况逐步实施的。

实施扩权让利的过程,也是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宜宾有的亏损企业害怕被关、停,在一些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中出现悲观失望情绪,对前途丧失信心。地委、行署及时采取措施,狠抓企业整顿工作:一是抓思想整顿。在企业开展形势与任务的教育;二是抓企业领导班子整顿;三是抓以建立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企业规章制度建设。

在放权过程中,一些经济管理部门,不仅不愿意放权,还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侵犯企业自主权,甚至抽肥补瘦,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行署召开的一次全区工作会上,行署领导高万权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主管部门说“该给企业的权利都给了”,而企业说“给的还不够”;主管部门说“给你的你不会用”,企业说“给我的无法用”。说明存在明放暗不放,小放大不放的现象。有不少企业对不能充分行使自主权而叫苦不迭。在放权让利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卡、截、留、收等方式,阻止权利的下放。因此,扩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存在较大的阻力和困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一直贯穿于企业改革的整个进程,完善和深化经营管理自主权也是一个渐进落实和深化的过程。

扩权使企业有了内在的经济动力,扩权后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主动性和活力大为增强,产需脱节、产销脱节的现象有所改变。扩权还推动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经济效益,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福利。

为扭转国营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状况,增强企业的活力,国家在扩权的同时,对企业实行减税让利。

利改税以前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实现利润全部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承担,职工工资由国家按月拨付,生产所需物资由国家计划调拨。从1983年起,按照中央要求,宜宾在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对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交纳所得税。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对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依据实现利润,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企业税后利润较多的,国家采取收取一定承包费或按固定数额上交的办法进行调节。企业的税后留利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宜宾从1984年10月起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将工商税按照纳税对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把第一步利改税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加以改进,增加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按规定除资源税以外的其他4个税种暂缓征收。根据新的税种设置,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省、县(市)收入和支出。对盈利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仍按55%固定比例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对盈利的国营小型工业企业则按照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企业税后留利5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福利,30%用于职工奖励。企业税后利润较多的大中型企业交纳一定比例的调节税,小型企业交纳一定数额的承包费。

实施“利改税”,实际就是打破企业税利并存,实施以税代利,用税收的办法稳定财政收入,促进企业增收随着利改税制度的完善,有效地解决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给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克服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由政府统一分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现象。如县级宜宾市(现翠屏区)1984年实施第二步利改税的企业共117户,应纳税所得额3660万元,纳税1791万元,年均税负48.9%,比上年下降1.21%,企业留利1204万元,留利水平为32.88%,比上年上升1.98%;征收调节税534万元,比上年上升58.26%。利改税的全面实施,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兼顾了企业和职工利益,税率固定,企业创利越多留利越大,既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旧体制,又为进一步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创造了条件,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原则,促进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建立健全以及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

(二)实行经济责任制。企业扩权,推动政府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企业又对职工实行经济责任制,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政府对企业主要实行经济目标任务考核,由主管部门代政府下达企业年度产值、产量、利润、销售收入等十几项经济考核指标,年终考核后对完成任务的企业发给奖金,没有完成任务的扣发企业奖金。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责任与经济效益挂钩。宜宾的工业企业普遍推行经济核算,建立生产责任制。宜宾在工业企业中,主要推行的是四种经济核算形式:一是对工艺流程连续性强的生产车间,不好进行分别考核的企业实行一级核算。以百分制考核,以完成产值、产量、利润、税收四项指标发给综合奖;二是两级核算,联产责任制。如泸县农机厂对车间实行四统四定一奖惩联产责任制。即统一领导、统一调度指挥、统一核算、统一供销,定人员、定设备、定厂内价格、定核算范围,超产奖励,亏损自负;三是实行计时工资套定额超产计件责任制。如泸县陶瓷厂扩权后,实行计时工资套定额超产计件生产责任制,企业对班组采用“四定一包”的办法,即定人员、定基本工资、定产量、定质量,超产奖励,短产扣基本工资,收到很好的效果,企业实现扭亏为盈;四是微利包干。对长期处于亏盈两可的企业实行两包一奖责任制,即包产值、包利润、包超利润奖。

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目的,就是把经济权力、责任、利益结合起来,从科室到车间,从厂长到一般干部,从一线工人到后勤,都明确工作和责任。泸县的国营工业是宜宾实行经济责任制较好的。在全省工业大面积亏损情况下,泸县1979-1981年连续三年全县国营工业39个企业户户盈利。地区新民煤矿实行产量、质量、工效、安全、消耗“五考核”为中心的联产计奖责任制,收到很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落实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1981年6月在泸州市召开的宜宾地区工交工作会上,地委、行署提出在宜宾市、泸州市分别选择一两个小企业,提前一步实行自负盈亏,以税代利的试点,要求“办法越简单越好,职责越具体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到1981年10月,全地区244个国营工业企业中,已有199个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占81.56%。

宜宾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出现行政主管单位大包干的形式。如经委向财政包干;地区建材局及直属企业,试行了全行业向财政包干。在企业也出现了大胆探索联合经营模式的改革。如1982年6月1日,泸州皮革公司成立,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参加公司的五个皮革生产企业保持所有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财务关系不变。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服务、指导企业的产供销。6月3日又成立泸州曲酒联合委员会,参加联合的3个企业以《协议书》的形式实现联合,实行“六不变”、“五统一”的原则,即:体制、隶属关系、所有制、财务关系、现行税制、原料来源不变,统一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标准、牌名、包装、价格。这是宜宾对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初步探索。

从宜宾推行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以来的效果看,成绩是明显的。实践证明,经济责任制克服了企业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端,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进了企业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了经济效益。

但是,由于在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是一项新的工作,部分企业的责任制不完善,而且经济责任制是目标责任制,没有风险抵押,只是实行所谓的“严格奖惩”,如,完成目标任务好的企业,经主管部门批准,给厂长、书记调升一级工资,反之,扣减一定数量的奖金或工资,这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挠庠”,很多企业“只赢不亏”,“墙内损失墙外补”,出现了吃“二锅饭”的现象,也出现了企业滥发奖金,领导层收入高增长的现象。这些现象,一度造成了人们难以适应部分人突然“暴富”的现实,思想上出现对责任制认识上的偏差。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委于1981年10月31日召开了全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地委、行署领导也在会上公开指出:“责任制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把生产搞上去要靠人的觉悟,靠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搞经济责任制,一定要坚持思想领先”,“不使个人所得太多”,“奖金不能翘尾巴”等。

这一时期出现了被人们称为“红眼病”的现象发生,社会上对超产超奖的企业领导发出责难,一些企业领导难以立足,出现领导辞职、职工队伍不稳等现象。1984年1月召开的“宜宾地区一九八四年经济工作会”上,暴露了各种对改革存在疑惑的思想,如“一个主持小组讨论会的县领导说:‘我给你们打个招呼,解放思想要符合现行政策,不然谁戳倒了,谁负责’”。实际是要求慢步慎行;又如一个企业领导人说:“上级有关文件、讲话都说奖金不封顶,到了下半年又发文件规定奖金总额不能突破。”在珙县国营工业企业中发生“应得奖金金额太大,没有全部兑现”的现象,对企业的政策“年初放,年终收,说话不算数”。被形象地称为“上面在打摆子。”这一阶段的改革在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情况下进行得十分缓慢和艰难,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探索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4年-1987年)

正当宜宾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处在进退两难的时候,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开始试点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企业的自我改造和发展能力。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要求,定位了企业党组织保证监督的职能作用,改变了之前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2]从这时起,宜宾工业企业的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大踏步的改革,之前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探索和试点。

11月,地委先后两次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的《决定》。并决定:一是按照国务院“扩权十条”和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给企业的六条自主权,组织一次落实扩权情况的全面检查;二是筛选一批好的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三是组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从1985年开始,宜宾地区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在1985年1月召开的“宜宾地区198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地委、行署领导指出:要围绕企业的10项权力,普遍进行一次检查,该放而没放的要立即下放,切忌中间转移;各部门要召开所属企业的厂长、经理会,发动他们对放权提意见;在企业扩权落实后,要集中解决企业有权不用的问题。这次会议,地委、行署作出了几项实质性的决定:一是凡是己经进行企业整顿和验收的企业,在1985年内都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二是行署下放给县(市)相应的审批权。即:县(市)政府可以审批二百万元以下的技改、基建投资项目;三是1984年的承包一定要兑现。

到1986年,全地区先后在67个工交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占全区工交企业总数的47.8%。

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践中,企业党、政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党的一元化领导被废止,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为厂长负责制,这不可避免地要与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传统习惯发生冲突,必然产生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1985年6月9日,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内部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厂长(经理)负责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党委要监督厂长(经理)按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好企业,防止和避免厂长可能出现的失误。事实上,在很多企业内厂长(经理)和党委书记的关系难以协调,党委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困扰着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党、政互相撤台、告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法》中规定的厂长是“中心”,党委是“核心”,如何理解谁在企业发挥的主导作用?一系列问题在基层无法统一和解决。在上级的文件中,一方面明确“如果厂长不采纳党委的意见,党委有权向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报告情况,要求派人检查纠正”,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干预厂长(经理)对生产经营和行政工作的统一指挥。”无论是上级党委、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和企业内部,都难以破解“中心”和“核心”如何形成合力这一命题,企业党、政“双轨”运行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在一些地方“企业变成厂长私人的了”、“企业不要党的领导了”、“职工不是企业的主人了”、“党委手中无权,怎么能够搞好保证监督呢?”等各种言论困惑着人们,严重影响企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甚至出现对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政策的怀疑。在长宁县造纸厂,各种舆论和谣言“压”得厂长无法工作,使这个县属国营骨干工业企业面临滑波的境地。县委书记专门到该厂参加职工大会,宣讲党的政策,做干部职工的思想工作,给厂长“打气、壮胆。”

这一时期,在宜宾地区多次召开的“县书”会上(县市委书记会),围绕“中心”和“核心”的讨论也是最多、最激烈的话题,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感觉到不好理顺和处理。针对这些问题,地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力求破解,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但这一矛盾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以后才逐渐平息。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的通知》[3],三个条例对企业厂长、企业党组织和企业职代会的职能、职责和地位作了进一步明确,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社会上对工业企业改革,包括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各种思想疑虑。

1986年12月,地委印发《关于认真贯彻实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的意见》,对学习贯彻三个条例、加快改革步伐、加强领导企业的改革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办法。在《中共宜宾地委、宜宾地区行政公署关于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按照“厂长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原则,理顺党、政、工三者关系,确立厂长(经理)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和作用。1988年10月,成立“宜宾地区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由行署副专员任组长,加强对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工作力度,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地区计经委政治部。

宜宾在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党委书记兼任政治副厂长的作法;在部分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实行党组织不设专职书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由厂长负起领导责任,把 “厂长中心、党委核心”、“两张皮”共同负责,转到厂长“一个中心,全面负责”的“一张皮”上来。即厂长、书记“一肩挑”。明确不在再企业使用“一元化领导”的提法。厂长实行“一岗二责”,即:布置生产经营的同时布置思想政治工作,检查生产经营的同时检查思想政治工作,总结生产经营的同时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

到1987年,全区地属以上26个工交企业全部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1988年,全地区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的达到92.9%。

四、推行以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经营机制转换(1987年-1991年)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际就是进行企业的领导体制改革,也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内容。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然受到政府的控制,经济指标年年下达,年年考核,所谓的承包实际上只是对年度计划指标任务的承包,厂长(经理)由上级任命,企业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利益、职工利益和厂长个人利益没有激励机制,更无长远规划。“厂长(经理)和书记的晋级、职务津贴、奖励要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职工工资总额、奖金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审批……等等。所有权和经营权只是“适当”分离,而没有真正分离,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1987年5月“四川省承包经营责任制德阳现场会”上,省委书记杨汝岱就说:“我们讲了好几年的企业自主权问题,但总没有解决好,这是‘两权’尚未真正分离的缘故。”在宜宾,“实行了‘两权’分离的企业,地级工交企业占14.28%,县级企业为9.1%,二轻企业占9.6%,乡镇企业占1.8%,大部分企业实行的是办法比较简单,形式较为低级的当年性的经济承包。”“我区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与省内先进地区相比,明显落后。”[4]实践证明,企业经营者的风险机制没有形成,企业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因此,以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经营机制转换就破土而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企业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5]为主要形式的经营机制。

宜宾地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全面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1987年5月“四川省承包经营责任制德阳现场会”后。但在之前的1984年,宜宾市(今翠屏区)在市印机厂推行厂、车间、班组三级承包,1986年又在市通用机械厂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承包;宜宾天原化工厂于1985年在厂内实行经济承包,开始了承包制的初步探索。

1987年6月,召开宜宾地区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作会,全面部署宜宾地区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作。同时,地区和县(市)分别成立了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协调小组,由分管工业的副专员和县(市)长任组长,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行署明确地区协调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全区地属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方案的综合平衡、协调和审定;参与和指导需用招标投标方式确定承包人的企业的有关工作;协调解决企业在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宜宾地区对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提出了以下几种办法和要求:一是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采取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形式。在内容上,大中型企业可采取“几保一挂”,即:保上缴税利,保技术改造项目,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也可采取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行业投入产出包干。微利和亏损企业可实行利润和减亏补贴包干。概括起来就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在形式上,大中型企业可采取企业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6];微利或亏损企业、小型企业可采取以租赁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二是分口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相应集中一些经济部门的干部,由各级政府主管领导挂帅,计经委、体改办牵头,有关部门参加,负责所属范围内的企业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工作,并举办改革培训班;三是县(市)的小型工业企业以租赁试点形式为主;四是确定承包期限一般为4年;五是合理解决企业还贷。采取老帐老办法,新帐新办法,即承包前贷款为税前还贷,承包后新贷款为税后还贷;六是地区财政、税务、工商、劳动、银行、物价、审计等经济综合部门、杠杆部门、监督部门,在搞活企业和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方面,都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下发了文件。

1987年,行署确定了地区重点抓的3个改革试点企业:地区汽车修理厂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宜宾饮料厂实行承包经营,四川小型轴承厂实行企业经营责任制。以此来带动和辐射全地区的工业企业改革工作。通过招标报名、资格审查、投标答辩和考评等程序,最后由评审委员会择优确定经营者。3个试点企业很快完成经营机制的改革,并积累了经验在全地区推广。到1988年3月,全区地级国营工交企业中,承包面达到90%,县级国营工交企业达到80%,二轻集体企业达到60%[7]。工业企业承包经营体制改革的加快,助推了宜宾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区去年(1987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不仅超过了我区‘七五’计划的年度要求,而且第一次超过了全省的平均上升幅度,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增长水平”[8]

这一次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1983年的不同。1983年的承包是建立在国家让税让利基础上的“承包”,实际是包年度计划指标,一年一包,承包人由上级任命,没有风险抵押,而这一次不能再靠国家让税让利,而是通过转换机制来搞活企业,企业在超收部分多留多得,经营者承担着经济风险。

这一时期,正值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凸显时期,各种舆论给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在思想上形成一些阻力。如一说改革、开放、搞活,就以为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一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认为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要“收”了;有的把租赁、承包看成是搞“私有制”;有的把厂长负责制看成是取消党的领导,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说成是“干资本主义”;甚至有的把改革、开放、搞活,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9]。在开始就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文件多,落实少。当时,有的企业厂长形象地说:“说是不变,又发文件,还没学会,又说不对。”[10]作为企业承包人的工业企业厂长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上面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下面却有四怕:一怕承包后上级撒手不管;二怕政策变,个人收入增加后发生“红眼病”现象;三怕逗硬责任制后得罪人,有后顾之忧;四怕风险大,心中无数,不敢承包。正如1987年7月20日高县召开部分厂长(经理)座谈会,厂长(经理)们反映出“一喜、一忧、两难、三怕”的想法:“喜”的是推行各种承包经营,两权分离,厂长(经理)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利,更有利于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忧”的是担心政策多变,到时候兑不到现;“两难”的是企业老贷款没有还清,承包后银行不贷给资金,借贷无门。再就是企业要电、要物资、办事难;“三怕”的是一怕红眼病,二怕乱摊派,三怕改革政策不配套,劳动工资、人事权不落实。在一些困难企业,债务重、人员多,特别是一批退休职工需要安置,是经营者最畏惧的事情。这些企业很难有人主动承包。出现承包人选择企业,而不是企业选承包人的现象。

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8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9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保护企业领导人严格管理、大胆改革的若干规定》,支持企业领导人依法行使职权,积极推进改革,建立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新秩序。这为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提供了依据,也扫清了工业企业承包经营机制中的各种障碍。宜宾于3月及时召开了地区深化企业改革工作会议,总结企业改革的成绩和经验,安排深化企业改革的工作任务。宜宾地区的工业企业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委、行署组成以副专员为主任委员的长江造纸厂招标承包考评委员会,对长江造纸厂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专门参加了长江造纸厂的招标承包答辩会。长江造纸厂6人承包经营集团以7000元私人财产作抵押,与主管部门签订1987-1990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在省内开创了大型企业招标经营的先例,成为全国大型造纸企业中首家实行招标承包经营、择优选任法人代表的工业企业[11]。承包之后效益显著,月平均利润翻了两番。天原化工厂由厂党、政、工领导人组成承包集团,向主管局和地区财政局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实行企业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超额全留,歉收自补。二轻系统的江安水泥厂大胆招聘年轻科技干部任厂长,仅半年时间便绝处逢生,扭亏为盈。乡镇企业宜宾市第三曲酒厂兼并戎州曲酒厂,宜宾天原化工厂的内部招标承包,宜宾市建材化工厂的全员承包等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宜宾造纸厂、地区机械厂等企业在内部干部选聘和职工劳动组合以及分配制度和内部承包上取得初步成效。1990年初,地区行署对42个地属工商企业承包企业进行考核。其中,完成承包任务的受奖企业31个,未完成承包任务受罚的11户。第一轮承包的结果,全市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盈利能力较承包前翻了一番[12]。“1988年是开国以来我区取得最大经济成果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63%,实现利润增长115%,销售收入增长43%[13]

在第一轮承包中(1987-1990年上半年的承包称为第一轮承包),宜宾市(今翠屏区)和宜宾县的推进速度较快,到1988年,宜宾市实行承包的企业共有345户,其中国有企业47户,城镇集体企业73户,乡镇企业225户;宜宾县48个国营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41个,城镇集体企业29个中,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19个。

1990年下半年到1992年,全区工业企业大多数开始实施了第二轮承包(1990年下半年-1995年的承包称为第二轮承包)。县属企业一般为三年,分年度审计兑现,拉通算帐。1991年底,地区承包经营协调小组提出《关于地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实施第二轮承包的工作意见》,要求地属全民工业企业第二轮承包期限与“八五”计划同步,一般定为4年,即1992年1月-1995年12月。《意见》对地属工业企业实施第二轮承包的承包指标体系,经营者确定,风险基金和风险抵押金,考核及奖惩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地属工业企业第二轮承包期满后,经地区财政局、审计局、承包协调领导组考核、研究审计确认,并经专员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地区行署于1996年7月11日发出《宜宾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地级企业第二轮承包和1995年度目标管理奖惩兑现的通知》。受奖的地属工业企业10个,受惩的9个工业企业。

签订承包合同只是从原则上划清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其改革是比较粗放的,要使承包制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必须抓好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转换的改革,必须采用切合实际的灵活多样的承包形式。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大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过程中,宜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先进性。一是在政策上,鼓励多种形式的改革。宜宾地区先后出台了《关于实行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责任制的意见》、《宜宾地区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行方案》、《宜宾地区关于企业购买企业的暂行办法》、《关于深化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是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宜宾普遍推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进一步划清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把个人收人与贡献大小挂钩。总的原则是“职工工资、奖金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销售利润率的增长”;三是在经营机制上,大力推行“企业之间互相参股,企业包、租、买企业等方式”,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典型的一例是长宁纸厂承包相岭纸厂,在全区内率先实行企业包企业的改革,3个月时间就使相岭纸厂从亏损4万多元变为盈利28.5万元[14];四是在加强领导上,地委、行署与各县(市)委、政府签订推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目标任务的承包合同;五是企业原来的单位级别和干部行政级别自然消失,企业干部不再按国家行政干部管理,企业职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

工业企业的好坏关系到地、县(市)经济实力的强弱,要么成为当地的财源,要么变成沉重的包袱。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工业企业承包制的积极意义得到了宜宾社会上下的广泛认同。“财政靠工业,工业靠承包”在各级形成了共识。

五、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2-2000年)

在1988年9月,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1989年“6.4”风波以后,国家压缩社会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市场出现疲软,“三角债”困扰着企业,一些工厂出现了半停产或停产状态;企业改革又必然带来一批工人离厂离岗,社会处于矛盾相对集中时期。到1989年底,宜宾地区停产、半停产或部份停产工业企业已达到274个,占工业企业总数1950个的14.82%,涉及职工3.5万人。其中,城镇集体工业70个,占城镇集体工业总数526个的13.31%,涉及职工1万人[15];1990年,宜宾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672元,比全国的1420元少748元,人均财政收入只有65元,比全国的255元少190元[16]。行署在1990年1月20日印发的《关于解决工业企业停产半停产问题的通知》中,要求县市政府都要成立特困企业指导组,指导和帮助困难企业解决问题。

一方面是市场疲软,另一方面是企业改革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无论是县域经济,还是企业利益、职工利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不稳定因素陡然增加。国务院办公厅于1989年11月印发了《关于妥善处理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停工待工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解决困难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按基本工资的60-80%发生活费。宜宾分别成立地区和县(市)特困企业指导组,提出:首先是企业自己解决,其次是主管部门解决,第三是同级财政部门解决,同级财政无钱的可向上级财政借钱解决。在这困难时期,各级都在总结反思企业承包制的成败得失。经过几年的实践,企业承包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承包指标不完善,包盈不包亏、“红吃黑不赔”的现象大量存在;二是下岗职工大量增加,成为社会问题;三是厂长(经理)与企业职工矛盾突出。承包人与职工收入差距悬殊,一些企业成为“一个人干的企业”,大多数职工没有主动性;四是企业短期化行为,掠夺式经营,采取分光吃光的办法,大发奖金和实物,造成消费基金失控,企业成本上升,“富了方丈穷了庙”,削弱了企业的发展后劲,甚至为下一轮承包人为设置障碍。尽管在第二轮承包中对指标作了完善,如1988年7月25日宜宾地区地属企业承包经营协调组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地属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在第二轮承包中设定否决指标、挂钩指标、扣奖指标等三类共16项承包指标,但这些指标和措施主要是针对承包人的,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任人为亲,家族式经营抬头,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五是一些企业承包人无视国家法规、法令,隐瞒或虚报利润,变向转移资金等。针对上述这些问题,1989年10月28日,宜宾行署办公室印发了地区体改委的经验调查报告《稳定和完善承包制是发展经济的现实选择--长宁县首轮承包调查》,作为经验借鉴。行署提出:“对所有经营性亏损企业,不论是厂级领导、中层干部、科技技术人员一律冻结,绝不允许易地调动、易地任职,对在扭亏期间,问题较多、扭亏无力的领导要就地免职或撤职。”

承包经营机制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需要解决。特别是从源头上出现的承包竞争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很突出,内定承包人的现象很多,“先任命承包经营者再商谈承包指标”。在1988年2月中央领导人就指出“对现在竞争招标不能估计太高。真正搞竞争的还不多,有些名义上搞竞争,实际上没有做到。”[17]

解决承包制中出现的问题,最初的想法是采取全员风险抵押承包的办法,不仅厂长承担风险,每个职工都承担风险,使职工与企业共存亡,捆在一个战车上。但是,在实践中难以长久实施。因为全员风险抵押承包掩盖了承担风险的主体,每个职工都是承包人,都有承包人应有的权利,都有“话语权”,厂长如何决策、如何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尽管在各企业内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厂内银行”、“劳动优化组合”、“全面质量管理”等先进的管理办法,但由于没有触及产权,企业是国家所有,企业的困难,特别是工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仍要由政府解决。一旦出现市场疲软,经营不善,各级政府就要想尽各种办法解决困难企业出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这一“包袱”不仅严重地影响政府的工作,同时也使一些困难企业第二轮承包无法进行,只好采取对原承包合同延长一年承包期或商谈指标的办法。如,1990年,县级宜宾市玻璃厂当时正处于整个玻璃行业相当不景气状况,在上一期承包兑现中,承包班子因承包指标未完成受到扣工资的惩罚,在该厂第一期承包时又属上交利润的几个大户之一。承包班子对二期下达的上交利润指标没有信心,坚决不接收。最后由分管市长亲自出面,一起分析企业的劣势和优势,同时采取降低上交利润基数,增大国家与企业分成比例的办法,协商谈判取得一致,企业承包才得以进行下去。

要彻底让企业走向市场,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甩开政府的控制,必然就需要变更企业的产权主体。

“四川是全国改革的发源地之一”[18]。在1988年11月,省政府就曾下发《关于推进我省企业产权转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并就企业产权转让的原则、范围和形式、转让程序及具体工作安排作了明确规定。根据省政府的通知精神,1989年1月,宜宾也成立“地区企业产权转让领导小组”,由常务副专员任组长,下设“地区产权转让管理办公室”,挂靠地区体改办。同时印发《宜宾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推进企业产权转让的试行意见》,但由于思想观念和认识一时没有很好得到统一,雷声大,雨点小,产权改革进展很缓慢。

在工业企业改革中,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两权分离”,都回避了最实质的“产权”问题。“产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最敏感的禁区,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界线,谁都不敢去碰,致使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产权不清、债权不明、负盈不负亏,国有资产人人都所有,人人都不负责任,国家、企业、职工,责、权、利严重脱节,政府长期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不找市场找政府”。

改革到最深处就是“产权”。产权转让,也是一个触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一次改革,涉及部分公改私、公有私营,必须打破人们长期的固有观念,接受私人可以拥有企业财富的现实,这一个过程是很艰难的。这时期,企业厂长(经理)被称为“老板”,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企业姓“资”还是姓“社”的性质的争论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企业改革政策的不理解和茫然,也反映出改革政策宣传工作严重滞后,由此可见产权制度改革的艰难程度。从1989年开始,以完善承包制为主的各种经营形式与推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双轨”运行模式成为改革的攻坚任务,但阻力重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后,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各种争论和疑虑、担心,工业企业的改革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实施,并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一)贯彻《转机条例》,大力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国家经济体制将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对原有的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简称三项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简称转机条例)[19]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就是落实企业自主权,并围绕三项制度的改革而展开。这是进一步理顺企业与政府关系,落实企业自主权,深化企业改革的新阶段,也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过渡阶段。

地委、行署相继制订了关于加快经营机制转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的若干政策措施,即:关于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24条、关于确保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发展城乡集体企业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50条实施意见、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试行意见、关于机关兴办经济实体的试行意见、关于宜宾地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的安排意见等等,鼓励企业“借船出海,借边出境,借鸡下蛋,借梯登楼”,实行“一厂多制,内引外联,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同时,按划小、转制、搞活办法,推进军工企业改革[20]

在工业企业大力实施劳动、人事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地区确定了83户企业为三项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五粮液酒厂、宜宾造纸机械厂、宜宾造纸厂、长江造纸厂等试点企业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作为向省上签订了扭亏责任书的宜宾变压器厂、肉联厂、制材厂、七九九厂等重点扭亏试点企业,更是背水一战,进行了三项制度的大胆改革。

在劳动用工制度方面的改革,以砸“铁饭碗”为核心内容,其目的是要解决传统管理体制中,企业职工劳动关系一经确定,个人的生老病死(生养死葬)由国家(企业)包下来存在的诸多弊端,建立起职工能进能出、自主择业,与用人单位实行双向选择的新的用工机制。通过职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等办法,搞活固定工制度。实行劳动组合,广开生产门路,发展第三产业,安置富余人员;

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砸烂“铁交椅”为目标,通过竞争招标,择优确定经营者。实行招标的企业,大型企业的行政副职由企业经营者提出,征求企业党委的意见后,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批,然后由经营者聘任。中型企业的行政副职由企业经营者提名,征求党委和企业资产代表意见后,由经营者聘任;小型企业的行政副职由企业经营者直接聘任。所有企业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均由企业经营者直接聘任,其它各级管理人员实行逐级择优聘任;

在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按照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原则,国营企业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或其他经济指标挂钩的原则,使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逐步趋于合理。推行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定额工资和效益结构工资,合理拉开工资差距,实现按劳分配。坚持质量对工资的否决权。

1992年3月3日,行署召开“地属工交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和扭亏增盈工作会议”。地委提出:“一不等,二不看、甩开膀子大胆干”,“改革要升温,开放要扩大,发展要加速”,突破思想上的“禁区”、“盲区”、“难区”。行署成立监督执行的办事机构;设立“投诉信箱”和“举报电话”;在《宜宾日报》、《宜宾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暴光典型案例;各部门重点联系1-2个企业跟踪调查《转机条例》和相应的《实施办法》在企业的落实情况,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行为,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允许一个企业包含个体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对一些企业,特别是严重亏损企业及特困企业,可以在所有制不改变的情况下,改变经营主体,实行“公有私营”、“国有民营”的试点(如宜宾茶厂)。

到1992年10月,全区地、县(市)进行各方面改革的企业占70%,其中,实施全员劳动合同制总体方案的企业11户,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和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的企业51户,实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仅宜宾县就有37户[21]。在10月召开的宜宾地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上,地委提出“坚定不移地把企业推向市场,加快全区经济发展进程。”1993年8月,行署召开地级有关部门会议,明确地区经委负责全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统筹协调工作;地区体改委负责政策研究和试点工作;地区劳动局负责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有关工作。“转机”中的重大问题由地区转机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一个以三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适应市场需求为目标的改革氛围在宜宾基本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全面推行。

宜宾的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不少问题,“而且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总的情况:一是在转换机制上,盈利企业不如亏损企业好,大企业不如小企业好。二是相当一部分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企业不想再改革,再“折腾”,对改革持观望态度,迟迟难以启动,处于停止不前的状况。三是极少数处于严重困难的亏损企业则想继续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缺乏改革勇气和办法。四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滞后于企业改革,行政干预、变相摊派、收费仍然较多。国企改革难以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企业改革的问题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加之“6.4”风波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宜宾国营企业亏损的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1991年全区亏损企业达44户,亏损面达33%,亏损额为2373.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18%[22]。1992年,宜宾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如,1992年1-9月全省工业销售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1.5%,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增长12.4%,而宜宾的上述指标分别只有12.35%,11.57%,10.14%[23]。正如时任行署专员刘鹏针对宜宾的地理区位情况,对经济的影响情况所讲的:“宜宾既无‘海’,又无‘边’,真是‘苦海无边’”[24]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不是企业一方的事,政府和企业都有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职能到位的问题。政府职能不转变,企业自主权就落实不了,自主权不落实,就不可能真正转换经营机制。同样,工业企业的改革,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在改革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重、冗员多和社会负担重,国家通过增加银行核销呆坏账准备金,支持企业的兼并破产;通过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减轻企业负担,职工转岗分流,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安置企业富余人员,保持社会稳定。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宜宾地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上,地委领导明确指出,政府在转变职能,促进企业转换机制中要做到四个到位:一是政策到位,国家所有给企业的政策都要全部交给企业;二是权力到位,凡是《条例》规定的企业权力,一个不截留;三是管理到位。把对企业的直接经济管理改为间接的宏观经济管理;四是服务到位。即按“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为企业服务。政府转变职能的内容归结为八个字:“还权、放手、保护、服务”。

这次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与1987年实施的转换经营机制主要区别在于:1987年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适当”分离,这次是总结了过去以承包制为主的经营机制的成败得失,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完善。这次是触及企业产权的机制转换,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利,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业人员统称为“企业职工”,厂长(经理)、党委书记(企业总支、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与企业主管部门或政府指定的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其余职工与企业法人或法人指定的代表签订劳动合同。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年薪基数由政府规定,并按企业规模、经营难度、责任大小以及经营者经营业绩分档确定实际年薪。对富余人员(比例要求不超过职工总数的2%),按照“企业内部消化为主,社会吸纳为辅”的原则,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厂内调剂交流、待岗培训、厂内提前离岗休养、自谋职业等形式多渠道安置。同时,开始实质性地进行了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劳动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行三项制度改革,为全面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和建立了平台。

(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宜宾工业企业改革的实践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改革进程中水到渠成的选择。

宜宾地区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始于1988年。但之前的县级宜宾市,在政府没有工作部署和政策引导的情况下,分别于1983年、1984年和1985年自发出现了宜宾市石岗岩机砖厂、宜宾市美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宜得利丝绸服装有限公司”,成为宜宾股份制企业的先行者。1988年3月,地委、行署召开宜宾地区深化企业改革工作会议,讨论了《宜宾地区国营大中型企业自负盈亏的超前改革的试点方案》、《宜宾地区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行方案》、《宜宾地区企业购买企业暂行办法》。长江造纸厂、天原化工厂、宜宾造纸机械厂和四川小型轴承厂等分别进行了股份制、完全自负盈亏的超前改革试点。但由于市场发育不全,思想观念落后于改革步伐,企业自身基础条件不具备等原因,特别是在全国治理整顿中的“双紧”政策和“急刹车”,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到企业改革的正常进行。企业触及产权改革除宜宾纸厂、长江纸厂作为全省的股份制试点和天原化工厂作为全省10家超前改革的试点企业以及宜宾县4户企业进行试点之外,宜宾地区基本没有有效实施产权制度改革。仅管1988年9月,地区行署批准天原化工厂试行股份制,企业也没有实施,直到1993年天原化工厂才又重新申报,11月,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对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定向募集股份制试点的批复》,天原化工厂的股份制改革才有效进行[25]

1993年,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宜宾进入实质性、全面推行阶段。地委、行署成立“宜宾地区搞活企业领导小组”,负责全区搞活大中型企业的组织、指导、协调、督查工作。地委、行署先后印发了《关于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我区股份制企业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发展城乡股份制企业的试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地委组织部等四部门《关于贯彻<四川省国家股控股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人事管理的暂行办法>的试行意见的通知》等文件,探索国有企业资产营运的有效形式。地委提出“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的要求。

宜宾地区推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宜宾地区行政公署1993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点》中:一是重组国有企业的资产,逐步把国有企业改组为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种主要形式。对一般大、中型企业,可改造为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对小型工业企业,采取改、转、租、并、卖的形式[26],困难的企业甚至破产关闭。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转困难、救活无望的中、小型企业,实施破产关闭。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县甚至提出“送”,把严重困难的企业“送”给较好的企业。二是新建的中小企业按股份制企业组建。股份公司行政上不再隶属于任何部门;三是积极发展非国有成份经济。不断提高集体、私营、个体在整个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同时,鼓励事业单位和机关干部采取多种形式“下海”,创办和领办各类私营和个体经济实体。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五是创办一批“三资企业”。六是建立新型的市场和市场经营机制及与之相适应的保障体系。七是从1993年起,不再对企业下达指令性的招工和工资计划及其它指令性计划。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7],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到1994年,宜宾地区股份制改革呈现多样化、快速发展的新格局,达到企业改革的高潮期。宜宾纸厂、天原化工厂、八九九厂参加全省试点;九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竹海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宜宾芽菜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成功,使全区股份有限公司达到7户;行署决定国营八九九厂、四川小型轴承厂、宜宾五粮液公司通灵液酒厂对外招商出售。

对县属国营工业企业,地委提出:卖掉一批差的,扶持一批好的,组建一批新的,按照“国有工业百分之百转制,产权制度百分之百改革,职工身份百分之百转换”的“三百”原则,实现“国家、集体资本全退,用工分配机制全新,社保监管配套全面”的“三全”改革目标。地委要求,在全市推广宜宾县的经验,充分发挥宜宾县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求凡是宜宾县能够做到而各县(市)又适用的成功的改革措施和方法,都应当吸纳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创新。随后,宜宾市(今翠屏区)对市属骨干企业采用有限公司形式进行改革,职工全额一次付清股款,不搞负债持股,一步到位,使企业改制取得突破进展,打破了预算内企业长期亏损局面;珙县实施多元化改制和引资嫁接,突出对资不抵债,救活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并在优势行业如电力、煤炭、建筑建料等组建企业集团,特别是二轻集体企业新泉印刷厂兼并国营珙县印刷厂,并更名为珙县印刷厂,开创了宜宾集体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先例;兴文县在成功地对全地区有影响的两矿(川堰、兴堰)实施破产后,重点对国有小型企业采取终止经营,保留牌子,少数职工自愿重组,多数职工自谋职业的作法;高县围绕“两个转变”,推进资产大重组,结构大调整,机制大转换的改革,鼓励经营者持大股;筠连县利用本县在外经商人员多的优势,采取特殊引资方式,加大结构调整;南溪县以资产大重组为核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军民合作,军地共同发展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江安县根据企业实际,突出资债结合与资债分离两种方式,盘合存量资产;长宁县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困难企业实施拍卖和租赁;屏山县突出资源特色,因企施策推进改革……。

这一时期,宜宾在推进县属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的改革中,在一些县出现了急于求成的现象。有的县强制要求企业按时间、按要求完成产权改革,脱离了企业资产少、债务重、人员多、效益差的实际情况,最突出的是改制成本和职工安置两大难题没有解决好,即“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回避银行债务,银行不答应,产权无法实现转让;职工安置不了,职工不答应,社会矛盾激化,不断出现职工到政府群访和“围困”改制工作组人员的现象;一大批职工“买断工龄”[28]流向社会,形成社会就业压力,特别是有的职工全家在一个企业,出现一个企业关停,全家失业的状况;一些好的企业按政府要求兼并差的企业,组建企业集团,盈利企业反而被亏损企业拖垮。如江安县的国企集团公司成立不到3年就宣布破产,其中化工集团负债1.11亿元,酒业集团负债6752万元,留下了较大的后遗症。

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完成企业改制的指令性目标任务,工业企业在改制中出现资产评估偏低,超低价转,使经营者“一夜暴富”,拥有上百万、千万的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职工安置费偏低,如,长宁县二轻集体工业企业竹藤工艺厂,企业出售后,有的职工安置费仅为500元。有群众说,改制让少数人用国有资产作资本“先富起来了”,成了“富人”,发了“企业改制的财”。这实际是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

宜宾工业企业经过扩、建、转、并、停,重组改革,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4年,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39.3%,集体工业占29.3%,股份制工业占8.9%。全区股份有限公司总数达到7户。新改组各类有限责任公司86户,注册资本金达到5564万元。全区改组和新建各类股份合作制企业37户,注册资本金1166万元。全地区股份制企业总数达到490多户。在产权转让和兼并方面,全区有9户企业实现产权转让,兼并转让总额达到2353万元。在企业破产方面,全区有9户企业依法实施破产。在社会劳动保险和住房制度改革方面,全区劳动保险覆盖面达到80%以上,实行全员合同制的企业达到127户,比上年增加3倍[29]。 1995年,全区各县(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总数已达到509户,股本总额3.59亿元,全区累计有47户企业实现了产权转让,转让总金额为2794万元。

19956月,宜宾地区召开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标志着宜宾地区企业改革迈出更大的步伐。地委成立以地委书记为组长,行署两名副专员为副组长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地委决定选择15户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其中要求各县(市)确定一户企业参加地区试点。随后,地委、行署制定了《关于在我区选择部分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实施意见》。同时,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营金川无线电器材厂(899厂)被列入全省8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国营金川无线电器材厂和宜宾地区巡场水泥厂等5家企业作为行署颁发《国有资产授权占用证书》的试点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问题,也是产权清晰的关键。按照中央精神,宜宾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扶优、解困”的战略。“抓大”是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搞好大的。在全地区的27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5户企业进入了全国“抓大”的改革。地区自身“抓大”主要体现在地属“十强工业企业”和“610”(从6个方面选择排列前10名的企业进行动态管理)工程上。1998年,市政府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率队到省上京向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反映汇报,为宜宾天原、芙蓉矿务局、三江机械厂、八九九厂等市、部属企业争取到称为最后一顿晚餐的国家“债转股”政策,减轻了压在企业身上的负担。全地区选择了五粮液、天原、八九九等几个骨干大型企业作为第一批扩张的企业,五粮液酒厂被确定为全省37户扩张型发展企业之一。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兼并七九九厂,开创宜宾大中型企业兼并大中型企业的先例;宜宾五粮液酒厂被四川省确定为全省37户扩张型企业之一,组建为五粮液集团公司,并建立、完善了母子公司现代企业制度。仅半年时间,10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均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8.81%和57.29%,占全市国有工业企业产值的65.02%和实现利税的97.23%[30]。1997年,全市27户大中型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不变价)30.06亿元,同比增长14.82%,实现利税总额17.98亿元,同比增长41.08%。以五粮液集团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为全市财政收入突破13.89亿元大关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宜宾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宜宾在全省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考核中位列第二名。“放小”就是放开搞活量大面宽的国有小型企业。对小型企业进行“改、转、租、包、卖、破”。宜宾“放小”的战略主要就是推广宜宾县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有限责任公司的经验;长宁县组建企业集团、租赁企业、转让企业,实现国有工业企业无亏损的经验。“扶优”就是扶持优势企业、优势产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1995年开始,宜宾从地方财政筹集4000万元构建财源建设基金,配之以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资金,用于各县(区)确定的一批效益好、工期短、见效快的重点项目。“解困”就是以扭亏增盈为重点,转化和消化亏损企业和困难企业。宜宾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是下派干部,强化目标责任制,限期达到减亏或扭亏目标;二是扭亏有望的,从资金、技术等方面集中加以扶持;三是对一些长期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行破产。宜宾明确提出:“以改革促进企业扭亏,以扭亏促进企业发展”的措施,坚持“消灭不了企业亏损就消灭企业‘本身’”的原则。市委专门成立市扭亏增盈工作领导小组,市特困企业工作领导小组,市困难企业职工生救助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担任正、副组长,明确相关部门和专人负责,各县(区)和各企业主管部门均成立相应机构,由一把手负总责,一抓 到底。如对连续11年亏损的七九九厂采取“划小、转制、搞活”的办法,当年就扭亏600万元并略有盈利。对严重污染环境,累计亏损1249万元的省级特困企业兴文县兴堰、川堰两矿实施破产。对长江绸厂、宜宾茶厂等12户资不抵债的市属特困企业实施“一企一策”改革,或破产重组、或分散出售、或整体拍卖、或被优势企业兼并。大面积地缩减了企业亏损面。对亏损总额近1000万元的宜宾制材厂,通过停产整顿,按车间划小为10个法人代表单位,在厂内公开向全体职工进行招标民营,一年就扭转亏损。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到宜宾视察,听了七九九厂改革情况汇报后说:“宜宾的改革对我们很有启示。”[31]

仅1997年,市财政就挤出1138万元用于支持企业改革,全市国有企业就分离企业离退休人员10374人,解决了15226名困难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安置下岗职工10927人[32]

分离企业社会职能,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切实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推动企业转换机制和进入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大措施。1996年,市委、市政府把分离企业社会职能纳入企业改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先后出台了《关于剥离地属企业自办中小学校的决定》、《关于深化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将分离企业办社会工作纳入企业改制领导小组的工作范围,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分工部署,建立“分离企业办社会项目责任制”。结合改革进展和企业情况,一厂一策,一厂多策具体实施。

宜宾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分离企业社会职能的措施和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宜宾纸厂、制材厂、八九九厂、七九九厂、磷肥厂及下放后的芙蓉矿务局子弟校整体移交政府管理;二是将五粮液集团、芙蓉矿务局设立的公安机构改变隶属关系,整体移交政府;三是对企业自办医院或整体移交地方进行归口管理,或明晰产权,资产重组,面向社会,改制分离,或建立为企业二级法人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或向企业租赁承包;四是对不能移交政府的福利型社会设施,如招待所、食堂、水、电、气供应等机构,则采取与企业划清资产关系,改制为独立的事业法人机构或独立的企业法人实体;五是对军工企业,根据产品属性和企业状况,调整组织结构,将运输部门、汽车修理厂、基建处、总务处等部门带资或不带资分流出去。把相对独立的单位,组成总厂控股的公司或分别承包经营。建立两级法人合理模式。

1996年9月,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1996年第18期刊载了一篇《闯过去,前面又是一片天——宜宾地区小企业改革侧记》的通讯报道,同时配发了署名短评《宜宾的启示》。深入报道了宜宾地区小企业改革情况,充分肯定了宜宾小企业改革方面的做法及其取得的成就。文章指出:宜宾,因其在全国率先探索企业改制名闻遐迩,先后有24省1000多个县前来参观学习。在去年国务院召开专题研讨会上,被称为全国西部县级企业产权改革的代表——“宜宾模式”。

1994年4月和1997年7月,省委、省政府分别在宜宾召开四川省县级经济体制改革现场会,号召全省各地学习宜宾经验。省委、省政府认为:宜宾改革“找到了一条县属企业改革较成功的路子,犹如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第一步改革一样,为全省乃至全国探索了一条路子。”[33]由此,宜宾成为“改革名市”,其影响深远,以至到2001年6月,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会第五次大会再次到宜宾召开,省委负责人在会上重提“宜宾经验”,并给予充分肯定。

宜宾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最根本的是打开了产权改革的禁区,找到了企业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环节。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实现了产权的人格化。真正实现了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者的利益所在,劳动者真正对自己的资产负责,才会保护产权,有对资产增值的冲动,企业资本才能够扩大,企业也才能够有发展的内在动力。

1997年,宜宾市(1996年10月国务院批准宜宾地区撤地设市)经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1998年3月“绵阳会议”确定宜宾为全省率先实现“两个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试点城市。市委加大了工业企业改革的力度,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改革“五项原则”,确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提出:“先干不争论,先试后规范,先改再完善”,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和“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原则。对县属国有和集体小企业限期实现“百分之百转制、百分之百转让资产所有权”的目标。1997年,全市国有县属工商企业改制面达到95.9%,全市国有资产保全率达到96.61%,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13.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8.3%,工业产销率达到98%以上,资金利税率达到18.7%,均列全省前茅[34]。全市县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税利11068万元,比上年增长15.99%。其中,宜宾县、翠屏区(市改区)、高县、南溪县、筠连县、珙县、长宁县、兴文县全部完成改制,当年吸收增量入股资金6000多万元,盘合存量资产15亿元,实现利税总额比上年增长3.5%,其中,宜宾县减亏548万元,实现利润502万元;珙县减亏378万元,实现利润118万元[35]

到1999年,全市已有上市公司3家,股份有限公司11家。到2000年,全市市属国有列改企业116户中已有91户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占78.4%;县属企业总数1557户,实现改制的1495户,占94.8%。企业亏损面全省最低,全市列入全省考核的14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全部实现盈利,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148.24,名列全省第一[36]。2000年宜宾市工业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193个,其中国有企业49个(中央企业9个,地方企业40个),集体企业15个,股份合作企业9个,有限责任公司企业64个,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企业9个,私人企业45个,港澳台商投资企业2个。500万元以下工业企业20601个,其中,国有企业112个,集体工业企业912个,股份合作企业81个,私营2233个,个体企业17201个,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个,其他企业61个[37]。至此,宜宾工业企业产权改革基本结束,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企业以独立法人的姿态昂首从容地走向市场。

产权制度改革,使企业、政府和职工同时跨越了三大步:

企业跨越的三大步是:通过对企业产权进行清理、评估、确权、转让,明确了产权,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企业完成了经营决策机制、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保险制度四大改革;实现了资产重组、优化,调整了结构,加速了企业技术进步。

政府跨越的三大步是:实现了企业的所有制调整,完成了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产的经营单位;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将企业经济主管部门一步到位改组为经济实体,取消行政职能,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转换机关职能,实现了小政府服务大市场。

职工跨越的三大步是:转变观念,更新意识;股份制企业职工既是股东(投资者),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落到实处,既享受了按劳分配,又享受了按资分配;职工真正走向了市场。

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宜宾工业企业向全面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完成只是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产权从属关系的脱离,企业要发展壮大,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必须不断进行经营机制的自我完善。宜宾工业企业以后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完善各种内部管理制度和综合配套政策的跟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张企业,组建企业集团,提高经济效益等工作。以后企业改革已不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而是企业自身的改革。政府只是帮助“把脉”和服务,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三)宜宾经验

宜宾经验,就是指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的经验。

1983年,四川省确定了“经济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的宜宾县和广汉市作为全省首批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县(市),但到1991年,宜宾县“与广汉市相比差距较大,仅工农业总产值就拉开了20亿元的距离”。县办工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4.59%。66户国有企业有三分之二亏损,“6个盈利上百万元的大户全部垮了下来。”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饿不死、长不大”的状态,全县几项主要经济指标不上升反而下降。财政出现200多万元的赤字,“只有吃饭钱,没有办事钱。”“在两年治理整顿中,全县经济滑到了底谷。”[38]可以说,作为全省的试点县,宜宾县的改革在这一时期并不成功。这与“我区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与省内先进地区相比,明显落后”[39]不无关系。

为了扭转宜宾县作为改革试点县的被动局面,1991年6月,宜宾县开始进行“全封闭”的深化综合体制改革,并召开了一次“全封闭”会议,三天三夜,全体与会者不回家,不向外通电话。这次会议后,宜宾县印刷厂率先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合国企业改革中,第一家完成国营企业改革为股份制企业[40],宜宾人勇敢地闯入了“产权”的禁区,率先创造了“职工负债持股经营,抵押入股”的方法,被理论界称为“无痛分免法”,成功解决了“国家转让产权,职工无力购买”的困境,“开创了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先河。”[41]

宜宾县的企业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论,触及了许多新的课题,改革措施与部门的政策发生冲突。地区有些部门对宜宾县的改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有人写信反映到中央,说:“宜宾县没有国营企业了”,“国有资产流失了”等等,引出了很多对改革的非议。宜宾县委、县政府不断向地委、行署反映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为此,地委和行署领导多次到宜宾县调研,与省社科院专家组和省体改办领导交换意见。不久,副省长蒲海清到宜宾视察工作时明确指示:“对外不宣传,作为封闭式试点是可以的。”“这样地委、行署才算吃了定心丸”。尽管如此,1993年《四川日报》头条仍然刊登评论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的文章《反弹琵琶谈改革》,对宜宾县的改革提出一些质疑,在干部思想上造成一些忧虑,使宜宾地区全面推行宜宾县经验推迟了两年多[42]

1991年7月24日,行署专员周成美在宜宾翠屏山公园会议室,召开地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宜宾县关于综合体制改革方案的情况汇报,研究支持宜宾县改革的相关事宜。1991年底,宜宾“率先在国内先从产权制度入手,对县属国有小企业进行改革探索,确定并争取了宜宾县为全国(全省唯一)的封闭式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县”[43]。11月,宜宾县委、县政府专门向地委、行署呈送《关于在宜宾县深化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的请示》,其中,与县属国营工业改革相关的请示内容有:选择企业进行“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税后还贷”试点;鼓励企业兼并转让,组建企业集团;实行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全员合同聘任制,扩大双向选择、优化劳动组合,建立企业新的用工机制;以养老保险、待业保险为重点,试行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完善社会保险机制;组建国有资产管理经营投资公司,发展财政信用,发展经营国债,开展担保、保险、租赁、信托业务;建立二二四经济开发区;对现有制度、政策、规定的“突破”,“请上级党政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予以认可和支持”。宜宾县的《请示》得到地委和行署的同意。

在深化综合体制改革中,宜宾县先后制定了112条政策、23个实施意见(细则)和《转换企业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的40条以及《宜宾县股份制试行办法》12条等改革政策,从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入手,进行大胆探索,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对企业实行“改、转、租、包、卖、破”,或将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合作企业,或将国有企业转为集体经营和租赁经营,或采取“负债经营,抵押入股”的办法,向企业职工个人、法人出售国有资产,或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兼并。宜宾县在工业企业全面推行股份制。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大胆探索,稳步前进。在工业企业实行“四位一体”(健全企业领导体制、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强化收入分配体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建三制”(干部聘任制、工人上岗制、全员风险抵押制)、“设三岗”(上岗、试岗、待岗),在“三项制度”改革上突破,提出“特区敢干我敢干,特区未干探索干”、“改革统揽经济,经济检验改革”的思维方式,对部分经济主管部门“一步到位”转为经济实体,向“委下无局,局上无委,委局平行”过渡,转变机关职能,把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彻底还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享有“四自法人”的经济主体,有力地推进了改革的进程。1992年,全县新增国营、集体、私营和“三资企业”268家,其中,兴办股份制企业113户,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的8户,“三资”企业4户。推行全员合同制的企业占县属国营企业的74%。到1994年,全县出售国有企业总数达到27户,组建股份制企业280户。在全省国有企业产值下降4.7%,尤其是国有小型企业下降幅度更大的情况下,宜宾县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却比上年增长4%,税金增长28%,全县财政收入增长19.4%。

在1995年1月省政府研究室的《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试点考察报告》中,对宜宾县的改革作出了基本的估价:“对搞活国有小型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确实是有利的,改革的效果也是明显的,特别是改革的先行效应不可低估。”1995年4月在国务院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把宜宾县的改革实践称之为“全国西部县级企业产权改革的代表——‘宜宾模式’”[44],以后被命名为“宜宾经验”,在全国推广,从而确立了宜宾“改革名市”的地位。从1995年至1997年,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1100个县(市)、400余批、40000多人次先后到宜宾县考察学习[45]。“宜宾经验”就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要素的优化配置为手段,实行“国家转让产权,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机制,职工负债持股经营”,着力于重新构建企业新的运行机制的新格局。

到1997年,宜宾县的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结束。全县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100%,城镇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78%以上,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57%以上。改制的16户国有工业企业,年末总资产达到42161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57%。净资产达到9135万元,比改制前增长232.9%,国有资产达8186万元,比改制前增长208%;实现产值35463万元,比改制前增长400%。实现利税3764万元,比改制前增长(亏216万元)净增3981万元;31户股份制企业,1997年年末总资产达到34861.4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0%。净资产达到9226.5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44.64%。实现产值40751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45.5%;实现税利191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485.38%。宜宾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的位次上升了58位,列全省64位。[46]

宜宾工业企业改革是贯穿宜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20多年的工业企业改革不仅使工业企业转换机制,焕发了勃勃生机与活力,也使工业企业实现了脱困目标,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使一些骨干企业真正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开始担负起增强各级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任。

宜宾工业企业改革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封闭走向市场,从僵化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现代、走向文明。2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宜宾工业企业来说,却经历了艰辛痛苦卓绝的探索,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激昂壮阔的历程。回顾宜宾工业企业改革的进程,从“扩权让利”开始,逐步深化,走向改革整个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是从“点”走向“面”,是从力图搞好每一个工业企业走向整体上搞好国民经济的改革历程。

通过对宜宾工业企业的改革的回顾,最重要的经验启示就是:改革要思想认识先行,否则改革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群众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支持和奉献,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政府要转变职能,建服务型政府,企业才有活力;少争论,多合力,敢为先,这个地方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综合实力才会快速增强;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企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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