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宜宾模式”与宜宾工业企业改制

发布日期:2019-02-27

“宜宾模式”与宜宾工业企业改制口述史课题组

20世纪90年代,宜宾地委、行署探索出了一条“抓大、放小,扶优、解困”的企业改革路径,大胆推进工业企业改革。在1995年国务院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宜宾县的县属企业改制模式,被称为全国西部县级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代表的“宜宾模式”。1997年,宜宾市列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由此,宜宾成为改革名市,“宜宾模式”与宜宾工业企业改制实践在全国推广。

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从2014年初开始,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按照上级的有关要求组织宜宾市委政研室、宜宾县委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门成立课题组,并着手对亲历“宜宾模式”与宜宾工业企业改制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进行采访,在此基础上形成部分口述资料稿。2017年,按照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深入开展〈四川改开放实录〉课题研究和口述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要求,课题组在此前口述资料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采访后整理形成此口述史稿。

参与口述的相关同志简介:

孙文启,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在任期间领导了宜宾中小工业企业改制工作,是“宜宾模式”主要决策者之一。

高万权,1983年起先后担任宜宾地区行署副专员、常务副专员、地委副书记兼常务副专员, 19932001年间先后担任中共宜宾地、市委书记,亲历和见证了宜宾工业企业改制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张明泉,原中共宜宾县委书记,在任期间领导了宜宾县属工业企业改制工作,是上世纪90年代宜宾县县属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之一。

肖健康,原宜宾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是上世纪90年代宜宾县县属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之一。

陈希淼,原宜宾凤凰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参与宜宾县首批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企业负责人。

宜宾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到宜宾县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实践

(孙文启口述)

1984年下半年,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分析了全区经济发展情况,认为随着农村以户营为主的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农民积极性迅速提高,绝大多数农民吃饭有了保证,但以省委提出的“富民升位”,全面开创四川工作新局面的要求来对照检查,宜宾的差距还很大。宜宾在全省21个地、市、州中,人均工农业产值占第15位。1983年,全国人均工农业产值为887元,全省591元,而宜宾仅有352元,差距相当大。那时每月到发工资时,就派财政局副局长敖代远到省财政厅借款。地委、行署就是生产救济用几万元,也要反复考虑当不当用,财政有没有能力支付。其原因是我们的城市经济,特别工业经济这一板块没有搞活,改革滞后于农村。

地委决定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地委反复分析研究,认为过去宜宾工业基础是有的,但效益发挥得不好。行政部门权力集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企业法人没有自主权,分配上吃大锅饭,工作上是铁饭碗,干与不干一个样,盈利少,亏损多。不仅财政收入上不去,有一部分企业还要财政补贴发工资才能维持。为此,地委、行署决定在不放松农村改革的同时,把重心放到地市县工商企业体制改革上来,把“包”字引进城市,努力把企业推向市场。19844月,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我代表地委,周成美代表行署分别讲了话,重点是讲当前改革要由农村转入城市,把城市经济搞活,发挥地、市、县中心城市作用,去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要求地、市、县建立健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办事机构,抽调干部组建体改办公室。会议提高了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指导方针,分析了改革中会出现哪些问题。

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

为保证实现改革目标,地委提出六条政策措施:一是简政放权。首先是政企分开、官商分开(党政干部不兼任企业职务),政府部门对企业只在宏观上指导协调,不干预企业计划、生产、流通、分配。过去政府部门管的不该管的事,一律放给企业管理,给企业“松绑”让其充分行使自主权。二是“包”字进厂(企业)。地、市、县国营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允许分层面推行经济包干责任制,进一步解决吃“大锅饭”问题。把职工收人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三是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要把企业留利水平定得合理,一让企业有活力。从1984101日起,由税利并存改为完全以税代利。这是国营企业与国家财政分配制度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为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四是狠抓技改工程。宜宾当时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规模小,大部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设备,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只有积极性,而不讲科学技术,不提高产品档次和扩大生产规模,经济效益就成为空谈。因此,地委、行署下很大决心,我和成美、万权等同志召集地区有关部门领导开了若干次现场办公会议,现场拍板解决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扩大五粮液生产规模,宜宾、长江两个纸厂设备技改,天原化工厂技改、扩建本体法工程等。同时对各市、县的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铁厂、小煤厂、小纸厂等一个一个地进行论证。产品有市场,经济效益又好的企业,就以银行贷款为主,财政给点借款,再自筹一点,集中有限资金抓技改工程。后来很多扫尾工作都是由行署分管领导和银行、财政最终帮助解决的。五是解决企业“核心”和“中心”协调的问题。企业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过去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都设有党委、行政、纪委、武装部、工会等几套班子,研究重大问题长期形不成一个决定。企业处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不能按党政机关的运作程序办事。生产调度,后勤供应,产品销售都应当推行分层负责制,用制度管人管事,才能做到抢时间,抓机遇。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坚决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此过程中部分企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党委是核心,法人是中心,谁说了算,“核心”和“中心”出现了矛盾。地委组织有关部门同志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和党政机关不同,党委在企业除讨论重大项目外,主要是抓政治思想工作,起监督保证作用。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单位,生产、销售、分配、后勤供给、经营管理、行政事务,由厂长、经理全权负责。推行过程中多数执行得比较好。有条件的企业,在加强基建工作力量后,最后实行书记、法人代表一肩挑,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全区县属以上国营企业98%以上推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六是把企业推向市场。1987年初,宜宾地区率先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承包,在长江纸厂进行招标承包试点。首先由地区有关行政部门对企业经济、社会事业目标进行审定,在此基础上召开职代会,有职代会审定承保目标,法人代表认可签字,最后报地委、行署备案。这样做是把法人代表和承包目标,置于职代会监督之下,充分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同时又增大企业法人代表的自主权,把生产销售、经营管理全部推向市场。此项试点取得了很好效果,全省、全国反响较大,许多地方予以推广。

在宜宾县实行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借鉴农村经验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多年实践证明,如果产权制度不改革,就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县属国营企业设备陈旧、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在市场没有竞争力。企业职工仍然认为是在为国家打工,企业好坏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把企业法人称呼为老板。在市场竞争面前,县属这些弱小企业如不从此产权制度上深化改革,就难以生存下去。随着形势发展,有的企业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广泛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时,我开始思考产权制度改革。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前提下做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技者有其果、商者有其市,广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解放,实现祖国富强,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但这毕竟是一个设想。我想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应该是实现它的一条有效途径。1989年冬,我首先与周成美同志交换看法。成美同志讲,这个问题不一次推开,可以试点。那时高万权同志管工业,我向他谈了我的看法。万权同志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如果成功了,是一个很大突破,对全国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此事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想先在一个县试点,成功了对宜宾经济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失败了我承担主要责任,改过来就是。改革开放允许有成功,也允许有失败。开始时,改革思路还不够清晰。我找地委委员兼体改委主任管永年探讨县属企业改制,永年同志认为搞一个县试点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想来想去就选定宜宾县。因为宜宾县党政一把手思想比较解放,又是100万人口的大县,如能在改革上突破,影响很大。后来我和管永年同志组织宜宾县委、县政府的班子成员在下食堂村召开座谈会,中心是围绕如何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把宜宾县经济搞上去。在会上展开讨论,一个大县为什么财政收入人均那么低?大家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思想不解放,县属国营企业效益低;农村的蚕桑、烤烟、茶叶等多种经营没有形成规模。我说,究竟宜宾县怎样抓好改革,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县委、县政府要拿出一个方案来,地委、行署一定支持你们。     

1990年下半年,县委书记张明泉、县长肖健康开始行动,在体改办主任赵兴高帮助下,有了一个初步意见,那就是对县属国营企业实行“改、转、租、包、卖”。县委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常委会议,提出很多问题,要我回答。试点县涉及地区一级权力,如产权体制、精简机构、人员转移、买断工龄、国有资产债权债务处理问题等,如果地委、行署不给权力,改革试点难以推进。对这些问题,作为个人来讲,我只能说支持试点,地区怎样放权,须地委研究确定。我要他们写一个意见交给我带回去。大约在1990年冬的一次地委会上,我讲了宜宾县国营企业改革设想和目的要求以及宜宾县委、县政府要求放权的意见。经过地委认真讨论,同意在宜宾县试点和放权的意见。

不久,宜宾县开始在部分单位实施改革计划。1991年春,地区有些部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县委、县政府向地委不断反映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又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议,给大家打气鼓劲,并把地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召集到宜宾县招待所开会,研究对试点县该下放哪些权力,协调县委、县政府与地区有关部门权限的关系。但后来县里仍然在改革中与地区有关部门产生一些矛盾。1991724日,周成美同志在翠屏山公园会议室召集宜宾县和地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宜宾县汇报,协调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有关问题。1991年冬,刘鹏同志到宜宾县作了调查,又专门召开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动员地区各部门支持宜宾县改革试点。分管体改工作的高万权同志按地委、行署的安排,在宜宾县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是陪同省劳动厅长沈国俊视察宜宾县劳动体制改革和县属国有企业改革,沈国俊回去向蒲海清同志汇报,促成蒲海清同志到宜宾县视察。二是陪蒲海清同志视察宜宾县改革,进行调研,加深省政府对宜宾县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印象。三是与省社科院专家组和省体改办领导交换意见,形成专家组给省委、省政府关于宜宾县改革的评估报告。四是按地委、行署要求,签署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方案,和要求地级部门全力支持配合的文件。这样宜宾县县属国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出现了全面展开的新局面。经过1992年的努力,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后来有人写信反映到中央,说“宜宾县没有国营企业了”,“国有资产流失了",等等,引出了很多非议。不久常务副省长蒲海清到宜宾地区视察工作,刘鹏同志向海清同志作说明。海清同志说:“对外不宣传,作为封闭式试点是可以的。”这样地委、行署才算吃了定心丸。1993128日,我和刘鹏同志商定并经地委、行署同意,由地委、行署转发《宜宾县深化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情况报告》,指出宜宾县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产权制度改革,转变机关职能,精简机构,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全区县属国营企业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较为可行的路子,应予充分肯定和提倡。四川省社科院和省体改办主要领导来县进行调查,总结经验。全省在宜宾召开经验交流会议。地委、行署要求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借鉴宜宾县经验,深化企业改革。中央、省、地有关新闻部门在报纸、电台、电视上进行了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到宜宾县参观取经的地、市、县单位有280多个。1993年我调离地委工作岗位,刘鹏同志调团中央工作后,《四川日报》头条刊登评论宜宾县综合体改的文章《反弹琵琶谈改革》,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疑虑,使宜宾地区推行宜宾县经验推迟了两年多。全国有的地区把宜宾县经验广泛推广运用,取得明显成效 。1996年由宜宾市(今翠屏区)委书记黄华泽带头在宜宾市推广,这样才带动各县全面展开。最终结果是早改早得利,迟改效益就差。

“宜宾模式”形成与发展始末

(高万权口述)

1994年省委省政府在宜宾开现场会,提出“学宜宾模式”,当时我就说“宜宾模式”实质就是宜宾的一个思路。它主要是解决了一个在贫穷的县域里面的困难小企业怎样改的问题。因为前些年宜宾各县在短缺经济时期,大办五小工业,县属企业办了很多。这到了一定时候开始出现困难,原来的短缺产品变得过剩,很多小企业也因为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更新换代缓慢,不适应市场需求而难以为继。如果任由这些小企业大面积地垮掉,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县委、县政府承受不了的。因为这些小企业是县属国有,县委、县政府最后是要承担责任的。这相当于套在县委、县政府脖子上的一条条绞索。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行署当时提出要“抓大放小”,就是大的一定要抓住,小的一定要把它搞活。有的人误认为我们这个放小是“放弃小企业”,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是放开搞活它,而不是放弃它。你放弃是放弃不了的啊!

选择在宜宾县搞县属企业改革试点

为什么选择在宜宾县搞改革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宜宾县本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决定的。宜宾县是一个大县穷县,它的县属企业是非常困难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凤凰印刷厂,那个庙子里的小印刷厂从濒临破产到率先改制后浴火重生。当时形势发展要求宜宾县必须去改,不改就根本没出路。不仅要改,时间也不能往后拖,因为即使暂时还能运行一段时间,但从长远看,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它最终也是撑不了几天的。二是宜宾县当时是全省确定的综合改革试点县,而且是全方位的综合改革试点,很多方面它可以先试先闯。

把摆脱产权束缚作为改革的重点

为啥要动产权?因为这些小企业是国有的,最后死了,县委县政府要全部承担责任。你保一个小企业可能还勉强可以,大面积地保,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必须要趁这个企业还没有彻底垮掉的时候赶紧改。改革要突破产权,就是要把套在县委县政府脖子上的绞索及时解开。唯有从产权制度入手,触动多年不敢触动的“雷区”,改革才可能继续深入推进,因为改到深处就是产权嘛。如果不从产权制度上改,改革深化不了,而且其他改革还必须辅以这项改革才能改得好。这步不走好,其他也走不好。比如劳动用工改革,身份你改得了吗?在用工上实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还有收入能多能少都无法推行。只有从根本上触动产权,这些改革才可能真正推行得好。

为啥小企业能改得了,因为小企业改起来相比大企业要容易一些,即使改错了,影响面比较小,也是可控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暂时不动,对宜宾几个大企业我决不主张私有化,这点我是很坚定的。

李鹏总理到宜宾听取汇报后曾说,“宜宾经验证明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所以“抓大放小”当时实际上回答的是国有企业到底能不能搞好这一重大问题,不是一些人说的国企要搞好,就必须要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对大型国有企业是要做大做强,成为宜宾经济的支柱。对小企业而言,则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宜宾产权制度改革中创新了很多做法,如职工负债持股等。为什么会有这个创新?如果是在发达地区,大家比较富,你说一声大家都当股东。但宜宾的小企业职工普遍不富有,没多少钱,每月收入也很少,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个负债持股,即把企业资产评估量化后划给职工形成股份,职工先交三分之一的钱就成为股东,剩下的负债加上占用费三年之内交清。这样企业立即就变成了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了。

“宜宾模式”不是“宜宾县的模式”

一些人有一个误会,认为“宜宾模式”就是“宜宾县的模式”,是宜宾县秘密干出来的。事实上地委、行署从一开始就是很支持的,在宜宾县先行先试也是地委、行署确定的。宜宾县当时的所有改革决策、重大改革方案,地委、行署是经过认真研究并审批通过的,这也是有档案可查的。

改革始终在路上

宜宾的改革是不断进行的,县属企业改制后的各种改革还有很多。正如时任省体改办主任高烽同志说:“宜宾的改革是一座挖不完的金矿”。“抓大放小、扶优解困”,省委、省政府认为每一方面都值得学习推广。如当时全国供销社主任(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来宜宾调研,在五粮液酒圣山上我把宜宾的改革向他作了汇报,他很感兴趣。白立忱说:我看你们宜宾啊一是“真穷”,不是争着当穷;第二是“无援”,上级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同时既不靠近省会又不沿边沿海,没有对外开放的优势;第三是“自救”,宜宾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么多的努力全是自己救自己,实在不简单!所以我常说,省上领导来宜宾当面都会给宜宾很多鼓励,但还没有离开就可能搞忘了。因为宜宾那时的基础太差,经济落后、位次靠近三州、GDP全省倒数第五,这种状况实在难让领导留下有份量的印象。所以我们自己要努力,要主动作为。

关于宜宾县属工业企业改革的两个故事

宜宾县属企业改制这个事开始只在内部进行,即只做不宣传。后来才听说《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写了一个内参,标题叫做《宜宾从此没有国有企业》。时任国务院负责同志在这篇文章标题下打了杠杠,并划了个问号。此后,全国都不再宣传宜宾改革的事了,导致一些同志产生了顾虑。当时为推动宜宾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我请省劳动厅长沈国俊同志到宜宾县视察,沈厅长很赞赏很支持并建议我们请蒲海清副省长来看看,请他出面支持宜宾的改革。蒲海清考察后派省社科院的领导带专家学者到宜宾调研,形成科研成果,从理论上理清了“宜宾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这样才逐步改变了各级对宜宾改革的诸多疑虑。

关于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宜宾并题词“走改革之路,建美好宜宾”还有这样一个背景。当时江总书记在去长宁竹海的中巴车上听了我对宜宾的改革特别是他在电子工业部管过的七九九厂“划小转制搞活”的情况汇报后,高兴地对同车的吴邦国说:“邦国,宜宾的改革对我们很有启发啊。” 当时在全国改革出名的山东诸城和广东顺德的主要领导也都说是学了宜宾的。落后地区要自己救自己。完全跟着别人走,永远是差距越拉越大。由此而形成的“解放思想,求实创新,团结拼搏,自强争先”的宜宾精神,我们要传承和发扬光大。

宜宾县是如何推行县属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

(张明泉口述)

宜宾县产权制度改革是形势所迫

宜宾县是四川南缘的一个丘陵山区县,是四川省确定的贫困山区县和综合体改试点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和发达县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990年,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全国的1/3、全省的1/2;人均财政收入仅为全国的1/5,全省的1/2。县级财政举步维艰,累计赤字超过1000万元,拮据到只能“吃饭”,不能“办事”的程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出路在那里?19916月,县委召开了全委会反复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摆脱宜宾县的困境,只有加大改革力度,除此别无选择。在反复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城乡一体,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必须经历痛苦的被认识阶段,宜宾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亦如此,刚诞生便受到习惯于“左”的思维方式的纷纷责难。对此,县几大班子统一认识,不改初衷,始终坚持一条大原则: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这场改革成功的关键。全县干部、群众在县委、县府等几大班子的带领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和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的深入学习,认识到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国有企业转轨改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风险不能成其为改革。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等,只要实事求是,对发展生产有利,我们就要敢于冒风险。

宜宾县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作法

一是理顺企业产权制度,推行股份制,一步到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我县产权制度改革主要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在理顺和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实行国家转让产权或净资产承包、租赁、拍卖。先由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在进行评估,对评估的结果由国有资产部门进行验证确权,对验证确权后的净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管理方法分两大类: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社会化管理,如房改;对经营性国有资产采取“改、转、租、包、卖”等形式进行管理。“改”就是改为股份制,将国有资产折股有偿转让给内部职工持股或作为国家持股、控股经营,将原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为克服职工购买力低、转让难度大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对职工采取“抵押入股,负债经营”的方法,购买者至少交30%的现金,其余部分用分红款或其他资金偿还,未偿还的国有资产按规定缴纳国有资产占用费。同时,我们建立了国有资产专项资金,通过新建立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将回收的国有资产极其占用费,用于扶持重点企业,或投资入股吸引外资,发展新技术和骨干财源项目。股份制改造的结果全面推进了企业领导体制、劳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保险制度“四位一体”的改革,企业第一次成了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职工既是生产者,又是参与管理的股东及有限经营责任的承担者,从而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使企业一步到位转换了经营机制。

二是转换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企关系。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企业对国有资产由过去的无偿占用改为有偿占用,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由静态变为动态。这就隔断了政府和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政府由过去的“婆婆”变为了“保姆”。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通过政策、法规,加强对企业的间接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督,形成了“小政府,大服务”的格局。

三是从配套改革入手,为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在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特别是着力进行了职工待业保险、大病统筹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了社会保险金,扩大了保险覆盖面,从而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宜宾县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成功的

实践证明,宜宾县的改革是成功的。宜宾县的改革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理论界人士考察后认为:宜宾县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表明了我国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其意义不亚于安徽凤阳首开“联产承包”的先例和四川广汉向阳率先摘人民公社牌子。令人欣慰的是,二十年来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文件里,都贯穿着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精神,证明我们当年所进行的改革,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改革方向。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宜宾县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核心是县域经济的改革

(肖健康口述)

宜宾县改革定性的问题

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县域经济改革,根本不只是工业企业改革,还包括商业、农业、教育、文化、机构改革,这些都捆在一起得。除了工业企业改革,我们率先把县畜牧局取消掉,畜牧公司最先改革,组建农业产业化;商业企业改革,粮油公司、百货公司全面的改制;农业产业五条龙,搞桑、搞蚕、搞烟、搞五倍子,发展长毛兔;还有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所以说这个定性的问题,你们可以只写工业企业改革这块,但是要说清楚,我们提的是“小政府、大服务”,不只是工业企业改革,是县域经济改革。

改革的形势背景

改革前的宜宾县面临严峻形势:一是企业产权不清,体质机制僵化;二是企业主人翁意识缺位;三是政府保姆式的约束;四是企业大锅饭,全面的亏损;五是理论的误区,承包等于产权;六是县财政无力发展,盘活存量。形成财政、企业、个人吃不饱、饿不死、长不大。可以说我们当时的改革是逼上梁山的改革,安徽凤阳农村的改革启发了我们的改革,由此城市改革,宜宾出了我这个“肖大胆”。全国三大改革试点:山东诸城、广东顺德和四川宜宾,山东、广东在宜宾之后,我们是原创,在全国率先,来县学习的有2300多个单位,包括省级、地级、县级的各个单位。

宜宾县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宜宾县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公有制,从产权上突破,理顺国家的、企业的、老百姓的产权,搞混合经济,搞实践创新。在这方面宜宾县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蒲海清(时任四川省副省长)召开了全省三次现场会,我也在全国14个省就宜宾县县属国企产权改革作巡回讲课。我经常说,我是闹钟,把一个一个地闹醒,闹懂,打破公有制,建立混合经济。

宜宾县国有企业改革核心是从产权入手,解决计划经济的包袱,解决人的身份问题,解决计划经济残缺的社保、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计划经济后遗症。所以说,宜宾的改革率先打破私有制,开创了城市产权制度改革的先河。

农村土地改革,从安徽的凤阳小岗村开始,而城市的改革就是宜宾的改革开始,所以江泽民总书记到宜宾,题了“走改革之路,建美好宜宾”,这就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改革。它的核心就是“改到深处是产权”。公有制的特点: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准许私有,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宜宾的改革承认私有,把产权制度打破了,允许个人持股。“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所以这个改革是最大的大问题,而我们的改革,破解了这个难题。

我曾在少鹅湖召开的宜宾县四大班子会上讲话说,产权有四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农民全部有了。农村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我就认产权制度,把农村土地承包引进来,把“四权”交给工人。

当时我们确定的改革宗旨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员工富起来,财政富起来。改革可以起到一石几鸟的作用。国家:打破产权理论,转让盘活国有资产。企业:混合经济,整个企业活力大增。员工:解决双重身份,又是员工、又是股东,收入既有工资收入,又有股权收入。社会:全面走向市场,活力就来了。具体的改革模式为:工人的收益有两个,一是劳动工资收益,二是产权股份收益。产权是根本,负债是形式,转换是实在,“产权入手,负债经营”,五个转变,即“国家转产权,政府转职能,企业转机制,员工转身份,社会转市场”。在工作推进中我们确定的招商政策是用当时宜宾县的八大企业威力化工、成中集团、天工机械、啤酒厂、万泰集团等的产权来招商。

宜宾县改革的方针政策

我们提出了宜宾县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八字方针、五个转变、五大原则、五根杠子及五个字。八字方针:产权入手、负债启动。五个转变:国家转变产权;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机制;员工转换身份;社会转入市场。五个原则:政府统一领导;国有资产不流失;债务不悬空;员工不下岗;社会不动荡。五根杠子:资产债务要清;员工权利要明;发展措施要实;改革程序要过;改革政策要优。五个字:改、租、卖、破、关。改,改好的。租,租差的。卖,卖小的。破,破死的。关,关停的。能改则该,不能改则租,不能租则卖,不能卖则破,不能破则关。

改革的方法步骤

首先是统一思想。在少娥湖专门召开3天会议,统一县四大班子思想,之后召开全县改革动员会,统一全县各级干部思想。其次,明确进行改革试点的企业:县印刷厂、县粮油食品公司、县百货公司、天工机械、六七三厂等,并在县印刷厂及时召开试点现场会,现身说法。第三,确定改革的工作步骤:第一步,1991——1992年,全面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第二步,1993——1994年,全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第三步,1994——1997年,招商引资,改革推动发展。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陈希淼口述)

1992年,宜宾县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率先开始了县属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我勇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全县企业中第一个改制。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改革伊始

1987年,县经委任命我以工代干,担任县属预算内企业——宜宾县印刷厂厂长。从那时开始,我就在企业内部进行了多次改革,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可多可少。全厂100多各干部职工上下一条心,为自己的生存努力工作。在1988年、1989年工业企业效益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县印刷厂却能利润逐年递增,成为当时全县工业的先进典型。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等着我们。

敢闯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宜宾县县委、县政府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决心把产权作为突破口,把国有中小企业卖给职工。这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事情。就在政治形势和前景都不明朗的情况下,宜宾县开始了震动全国的改革。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义无反顾地进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

中共宜宾县委、县政府全盘考虑了全县工业企业的状况,认为把县印刷厂作为改革试点单位是最适合的。我们厂员工素质好,几年来的小改革具备了大改革的条件,国有资产不多,即使改革失败,各方面的损失和影响都不会很大。县委书记张明泉,县委副书记、县长肖健康分别找我交谈,问我敢不敢担这个风险,愿不愿意试点。他们刚说完,我就一口气答应。我对他们两人说:你们都不怕,我也不怕。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我清楚这两位领导人的为人,知道他们的工作作风。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充满风险但必须走下去的正确之路,县印刷厂不经意就为以后总结出了著名的“宜宾经验”当了排头兵,我也从此成了新闻人物。

循序渐进,凤凰涅槃

作为第一个试点企业,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体改委、县财政局、县国资局、县经委的具体指导下,对全厂的国有资产进行了认真的清理评估,并拟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将国有企业有偿出让给全体职工,职工用负债经营还债的形式认购了全部国有资产。19927月,把县属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成立了全县第一个改制企业——四川宜宾凤凰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我们也相继按有关要求(当时《公司法》未出台),拟定了公司章程,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按股份制要求进行经营活动;制定、修改了劳动用工、安全、纪律、物资、财务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措施。1996年以后,又按照《公司法》和四川省委〔199622号文件的要求,进一步抓好抓大放小工作,对公司进行了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规范完善工作。改制后,从1993年起,公司年年有投入,年年抓技改、上项目。改造或新建了生产车间、职工住宅,增添了激光照排、平印制版、单双色胶印、覆膜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新工艺、新设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步步发展壮大。

改制后,宜宾凤凰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能否生存下去,人们十分关注,县委县府也非常重视。一年以后,“凤凰印刷”十分争气,全公司干部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效益步步攀高。到了1995年,年创税利突破了百万大关,公司旧貌换新颜,旧破庙变成了新厂房新宿舍,新增上百万元的设备,连续几年倍评为宜宾县“明星企业”、“先进企业”、“优秀企业”、“市级精神文明单位”。职工们在三年内就以分红金额还清了自己的股账,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公司的固定资产从建厂时的38万元增加到了450万元,职工收入从1992年的人均2244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3700元,职工总计分红45万元。成功的实践给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总结出了成功的经验。改革以来,时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蒲海清,省委常委、副省长徐世群,地委书记高万权,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刘鹏等上级领导同志先后到凤凰公司考察指导工作,省市在宜宾县召开有关企业改革的现场会、座谈会的与会代表,全国各地来宜宾县考察企业改革的学习者,经常到公司参观。凤凰公司在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了,名气也大了,被人们誉为“小厂干大事”。

珍惜荣誉,常怀感恩

在这次大变革中,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成长中的凤凰公司一样逐渐地提高了社会知名度。我曾受邀代表宜宾县到珙县、云南省水富县、云南省昭通市传经送宝,受到热烈欢迎。在宜宾市翠屏山庄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的亲切接见,我的汇报得到了首长和其他领导的高度赞扬,《半月谈》副总编张正宪同志和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公司采访了我,《半月谈》发表了关于我的采访纪要。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四川宜宾凤凰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企业改革的新闻后,我更成了众所周知的“小名人”。这是对改革的认可,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历程。1997年后,我当选为第一届市人大代表、第二届市人大代表、市首届劳动模范、全省改革先进个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两届)、县拔尖人才(两届)等。在数不胜数的荣誉面前,我感到很自豪,但也很冷静。

改革后的凤凰公司如今仍然换发着她强大的生命力,发展稳步向前。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感谢党的政策,感谢那些真正为人民办事的领导,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们。在我们公司发展和我本人的成长中,一切无私的支持使我永世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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