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末

发布日期:2019-02-27

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

由于宜宾地处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干部群众对农村发展的认识程度的不同,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宜宾的建立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宜宾农民的自发秘密地探索

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业生产合作化后期,由于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向高级社过渡,土地的个体私有制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改造为集体公有制,脱离了宜宾农村的现实客观条件,农民从内心存有抵触情绪,许多农村农户在向高级社过渡后仍悄悄地搞互助组,部分山区农民仍在继续搞单干。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一大二公三共”,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止了生产力的发展。宜宾一些农民进行秘密抵制,不少农民偷偷地下河捕鱼,上山采药,找青饲料喂家离家畜,在房前屋后种瓜果蔬菜,还有些社员外出务工挣钱。

1960年至1962年,全国普遍实行“一包两定,余钱余粮归生产队”的“大包干”办法。1961年7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了要彻底纠正“大包干”的指示。但由于农民的秘密抗争,效果不明显,即使是在后来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宜宾部分农村一有机会,所谓“单干”现象都会重新出现。

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在宜宾的公开出现及实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农村便开始公开出现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双河经验与推行包工到组和经济奖惩

1978年10月,四川省开始对农村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调查。地委第一书记张敏率地、县委工作组到宜宾县双河公社调查,总结该公社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实行经济奖惩制度的经验,并在全区加以推广。11月初,地、县委工作组向地委报送的《关于双河公社建立生产责任制和经济奖惩制的情况》记述:该公社严家湾生产队从1974年起就搞指标到组,以产计工,生产起了显著变化。1978年粮食产量比1973年增长80%以上,亩产超千斤,社员口粮达650斤,比1973年增长201斤,劳动日值0.9元。该社金旗大队1977年有7个队实行了指标到组,超产奖励的办法,增产粮食23.4万斤。同年,全公社有17个队实行类似的办法,队队获得显著增产。1978年,全公社66个队中,有50个队实行指标到组,超产奖励的办法,其中坚持得好的31个队,队队增产,粮食总产量比1977年增长13.5%,占全公社1978年增产总数的97.8%,人平对国家贡献粮食213斤,人平口粮514斤;实行了这些办法但坚持得不好的19个队,1978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只增长2.8%,人平对国家贡献粮食195斤,人平口粮417斤;没有建立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的16个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减产3.5%,人平对国家贡献190斤,人平口粮412斤。双河公社的经验表述为:分组作业、计划到组、定额管理、超产奖励。并明确“计划到组”就是“产量到组”。

1978年11月4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区各县(市)通报宜宾县双河公社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实行经济奖惩的情况和经验,要求各地注意调查和总结这方面的情况和经验。11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并介绍了宜宾县双河公社的经验及广汉县金鱼公社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等材料,着重研究如何在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和奖惩制问题。会议围绕广汉金鱼公社、宜宾县双河公社和珙县孝儿公社双河大队等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河公社的经验明确“计划到组”就是“产量到组”,与“定产到组”、“包产到组”并无实质的区别。在这次会议前,一些县还明确宣布“包产到组”不准搞,谁搞谁犯错误,谁搞谁负责等等。因此,在讨论中一些人认为双河公社、金鱼公社的做法是“右倾倒退”,疑虑重重。针对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参加会议的地委领导张敏、冯振伍明确指出:“包产到组肯定不是右倾倒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广汉县金鱼公社、宜宾县双河公社和珙县孝儿公社双河大队的经验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可以普遍搞。”。凡是包产定工、以产计工的,应该叫他公开化,帮助他总结完善;群众要求搞的,应该采取支持的态度,加强领导,先行试点,不要一哄而起。”

至1979年5月底,全区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这种形式的生产队达25776个,占生产队总数的56.4%;实行按定额评工记分的生产队15619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4.7%。双河公社的探索在全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2、古罗公社经验与田间管理个人责任制

1979年8月,地委农工部、宜宾县委农工部联合调查组向地委呈报的《宜宾县古罗公社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情况的调查报告》记述:自1977年以来宜宾县古罗公社逐步推行了定人员、定地段、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五定”田间管理个人责任制,把适宜个人操作的田间管理农活,包给社员个人去完成,有效克服了评工记工分上的平均主义,调动了社员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地委向全区各县(市)委、区委、公社党委转发了这个报告。地委认为古罗公社建立田间管理个人责任制对解决作业组内部评工记分上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同时,提出了四个注意: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严格区分所有制和责任制的界限,不准分田单干,不准包产到户;二是要把推广联系产量集体生产责任制和推广田间管理个人责任制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克服平均主义;三是要坚持因地制宜,群众路线,推不推行,在哪些作物上推行,要由群众讨论决定,不搞“一刀切”;四是在推广步骤上,要坚持由点到面,防止一哄而起。至1979年底,全区有40%的生产队建立了类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3、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广泛实施

1979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提出调整生产关系中某些不适应的环节。1980年3月,地委、行署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十二个长期不变,主要是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奖惩制等长期不变。至1980年底,全区推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公社发展到60%左右,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4、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公开出现及暂时受阻

由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满足了农民有权处理完成征购任务后的超产粮食的要求,因而农民的积极性很高。1979年3月14日,珙县仁义公社就出现了3个生产队公开搞包产到户,率先在全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当时宜宾各级党委是不支持不提倡搞包产(包干)到户的,对包产(包干)到户持否定态度,使得全区部分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实践不得不处于隐性状态,一些基层组织甚至采取帮助实施、对上不汇报、对外不宣传的工作方法,一些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对外讲是联产到劳。

三、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宜宾的确立、稳定、完善和提高

1979年11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指出:一些集体多种经营项目,可以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实行奖赔责任制;有条件的生产队还可以划出一部分零星、边远瘦薄地,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经营。这是全国第一次在省委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以及发展专业户。也打开了宜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禁区。1980年7月16日至22日,地委召开传达省委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在这次会上,包产到户成为大会议论的中心。与会者围绕全区部分地方出现的包产(包干)到户展开了急烈争论,分歧严重。但对包产(包干)到户一边倒批评开始出现转变。其后,地委发出了《关于全面深入贯彻中央[1980]75号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对包产到户要正确对待,积极引导,不要争论不休,要分析情况,区别对待。这个文件刺激了包产(包干)到户在宜宾的发展。

1981年初,地委派出六个工作组分赴宜宾县、高县、长宁、江安、兴文、筠连等县调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问题。调查资料显示:全区包产到户的面比较大,许多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些公社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对全区开始普遍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地委再次要求采取正确对待,积极引导的方针。对不符合政策规定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各县(市)公社不要去硬行纠正,避免顶牛,但也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

1981年2月3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四川视察工作时,指出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涉及所有制问题。1981年2月19日,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学习了安徽省肥西县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经营管理办法和河南开封地区农业生产田间管理联产计酬到劳力责任制试行办法。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区干部对包产到户问题的认识,也标志着地委正式公开承认包产(包干)到户的合法性。这一转变推动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区的进一步发展。鉴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形式在全区的快速发展,1981年5月9日,地委发出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生产队的土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对包产地只有使用权,不准出租、典当、转让和买卖。包产地一般以按人劳比例划分。生产队要固定耕地,严禁毁林开荒。

1981年6月8日,地委召开县(市)、区、社书记会议,研究和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印发了《兴文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实施条例(讨论稿)》,地委领导冯振伍、刘清顺在会上明确表示:尊重农民按本地实际情况选择包括包产(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会后,全区各县(市)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传达贯彻。一是狠抓思想教育,各级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二是加强对各种责任制的具体领导,各县(市)采取办学习班和以会代训等办法分批培训基层干部,培训了生产队长、会计以上的干部十八万多人。三是充分发动群众。绝大多数社队普遍宣传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精神,把各种责任制形式的利弊告诉群众。以上行动推动了以包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至1981年底,全区51952个生产队中,实行各种联产责任制的队有45181个,占总数的87%。在大田生产责任制中,包产到户的队12666个,占总队数的24%;包干到户的队有12197个,占总队数的23.68%。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农村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1981年10月,地委印发的地委第一书记冯振伍题为《学习〈决议〉,总结经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讲话指出:“宜宾农业上的问题出在脱离实际,搞主观主义的瞎指挥,脱离群众,滥用行政命令。要看到人民公社是集体的经济组织,在生产上必须使直接从事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和社员在生产上有自主权,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在那个地方,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关心生产。所以在政策上要真正贯彻按劳分配政策,经营管理制度上,必须尊重群众意愿,采取适合群众觉悟和干部经验水平的责任制形式。”此后,全区掀起了包产(包干)到户的热潮。

1982年至1984年,宜宾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向承包户颁发土地使用证,明确承包给社员的土地长期不变。1984年7月,行署发出《宜宾地区行政公署关于继续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见》,意见从搞好稳定责任地,延长承包期的落实,处理好统分关系、签订好承包合同等六个方面对全区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提出明确要求。

在地委、行署一系列政策的指引扶持下,以包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在全区快速发展。由于包产到户坚持工分核算和生产队统一分配,而包干到户只是把国有征购、集体提留落实到户,实行定额包干上交,剩余归自己。全区广大农民群众对“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分配方法更感兴趣,所以包干到户形式发展得尤为迅速。据统计,1982年,全区52651个生产队中,实行各种联产责任制的队51603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8%,其中包产到户的占16.5%,包干到户的占72.2%。1984年,全区农业生产实行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到99.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宜宾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宜宾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9.4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较1978年增长15.45%;农民人均总收入达351元,是 1978年全区农民的人均总收入136元的1.58倍。宜宾农业生产取得这样巨大成就在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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