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李庄

发布日期:2019-02-27

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傅斯年,1942—1946年携夫人俞大綵与稚子傅仁轨,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庄板栗坳桂花坳工作居住。


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俞大綵晚年回忆:孟真(傅斯年的字)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那时仁轨十岁,已读完子弟小学五年级了。


傅斯年一家在李庄几年


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言论,在报纸上写文章,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当局个人的攻击,都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毫无一点私念。他平常好议论,但他对个人私事,向不作恶意批评。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常对我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


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


他偶尔回李庄小住,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


1928年6月9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院长蔡元培采纳了筹备委员朱家骅的建议,这个机构的对外名称就用Academia Sinica的拉丁语,译名“阿卡德米”。当时的法案把中研院的地位定为国家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次年修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到1947年又修订为“学术研究最高机关”。


中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五排右二是傅斯年


中研院先是隶属大学院,后直隶国民政府,几经变化,但从诞生之日就占据着中国学术界最高地位。中研院总办事处设在南京,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心理等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


最初,并无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规划,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身出名门,家学渊源,在北大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为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后转而负笈英德留学七年,潜心于各门西学,并以历史学见长。他赶到南京,说服蔡元培,决定在中研院筹创历史语言研究所。


工作时掠影


1928年10月,以傅斯年为所长的史语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下筹设史学、敦煌材料、文籍校订、汉语、汉字、民间文艺、考古学、人类学八个组。


创办史语所的动机,曾见于傅斯年撰写的1928年度报告书:“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言语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珍贵的合影


如何办史语所?傅斯年提出:“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为此而罗列的研究工作计划有下述九个方面: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


涉猎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单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实现。傅斯年在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


傅斯年先生


在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第一个口号表明史语并举的主张。他出版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


傅斯年先生在野外


第二个口号,傅斯年解释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史学的革命才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革。


第三个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显示了与列强抗争,为中华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傅斯年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奋起直追。


珍贵的合影


李济曾以相同的情绪分析当年的情势与傅斯年的心态:地质调查所倡导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协和医学校进行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遣送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所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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