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苗族迁徙的原因
　　人类的迁徙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漫长的人类社会进程中，迁徙是人类避开险恶环境，谋求生存的手段之一。苗族的迁徙除了这些共性之外，主要是因战争所迫，不断放弃自己拥有的土地，进行长时间、大幅度、远距离的迁徙，其足迹遍及我国中原、中南、西南诸省，并跨出国界进入世界各国，至今在一些国家继续迁徙不定。
人类的生存有赖于自然界提供的自然秩序和社会提供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以及人的内心秩序。苗族的迁徙动力来自于社会动荡、动乱引起的上述秩序的被破坏，由此危及的群体的生存。苗族大迁徙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类学背景，那就是在中华大地各部落或民族之间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人类的文明史也是战争史。苗族先民九黎部落面临的一个强大敌人是生活在西北大草原的游牧部落熊部落。熊部落、神农部落、九黎部落的战争是争夺和保卫生存空间的战争。这些战争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它的负面效应是直接危及一部分群体的生存。
　　人类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人类天生具有生理的基本驱动力，还有一种合群的驱动力。这两大动力驱动了苗族的迁徙，也是苗族坚韧文化性格基因。战争既是文明的破坏物，但是战争在客观上又是另一种文明的推进物。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一些人成为人；一些人成为奴隶；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对于人类战争这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尽管人类并不希望战争，但是战争却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行为。一些战争的结果客观上使新的形式的文明出现，如上古时代中华民族远祖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使各个部落在碰撞中分化、融合，特别是涿鹿之战使中华文化从此谱写新的篇章。也是战争催进了各个民族和民系的形成。值得强调的是各个民族或民系在战争的压力下，为了“神”与“人”的区别，“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一代又一代地与强者抗争，从而铸就了自己的文化性格。苗族是最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抵御外部集团入侵和历代官府镇压的历史。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凝聚力往往在外来的生存压力最严峻的时期形成，其原因都在于他们为生存所作的斗争深深地印在自己的文化心理中。
　　二、苗族迁徙的过程
　　据不同的史料记载，苗族有数十次大规模迁徙，而具有翔实记载的大规模迁徙就达九次（只是笔者的简单归纳，五次说法比较多，但是这五次说法都不同，也有八次说法），小范围的局部移动或多向性的个体穿插迁徙一直没有停止过。
第一次大迁徙传说成分比较多，存在不同的说法，也是研究界争议最大的一次迁徙，因为这关系到苗族的起源问题。关于苗族的来源，国内外向来有“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等。“西来说”和“北来说”证据不足。“南来说”专家研究表明，苗族发源于今四川的雅龙江、岷江、巴江、嘉陵江四水的上中流域地带，后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南岸的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定居下来；北岸的达到江汉平原。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大迁徙的原因是远古北方羌人南下，迫使苗族先民向东迁徙，时间约在若干万年以前(原始初民社会时期)。“东来说”专家运用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资料，考证苗族的祖源故土就在中国，至少在1万年前苗族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的三江流域(长江、黄河、淮河)的入海处，源自“东夷”，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后来扩展到中原，形成名曰“九黎”的部落集团，由81个兄弟氏族组成，蚩尤为最高首领，其先民“九黎”集团率先开发了“神州”本部。
　　第二次大迁徙是在涿鹿之战以后。涿鹿之战是中华古史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中国历史舞台诸演员完成大调整，并形成千百年来不再变动的格局。苗族先民挺进中原形成“九黎”集团后，夺取炎帝“九隅”，炎帝、黄帝两部落联合起来对抗蚩尤部族。逐鹿中原，黄帝部族擒杀了“九黎”联盟的首领蚩尤。“九黎”余部向南方撤退。苗族自此开始了历史性的南迁。“九黎”后裔又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即“三苗”或“三苗国”。“三苗”经历了尧、舜、禹三代。尧、舜、禹不断征伐“三苗”。尧“窜三苗于三危”，“放灌头于崇山”；“舜征有苗”，“分北三苗”；最后大禹灭了“三苗”的战争力量，没有被歼灭的继续向南逃到江西、湖南地区。
　　第三次大迁徙就是秦灭楚国之后。继夏朝征伐“南蛮”的是商朝，代商而起的是周王朝征伐“荆楚”，荆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周朝末期又强盛起来。战国时期，发展成为 “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就是三苗的后裔。秦灭楚后，苗族大量向西南迁逃。他们中的大部分进入武陵地带的“五溪”地区，沿巫水南迁的苗族，有的到了广西大苗山、三江等地，有的迁得更远，到了海南岛。沿潕水西迁的苗族，则到了贵州、四川等地。
　　第四次大迁徙是迁居武陵以后。苗族在武陵、五溪地带生活的时间较长，秦汉、三国东吴，乃至唐宋时期，各封建王朝不断的向“武陵蛮”、“五溪蛮”用兵。大兵的“征剿”，沉重的赋税，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不断进入贵州、四川和云南。
　　第五次大迁徙就是散居云贵高原。到了元明清时期，苗族居处已相当分散。湘、川、黔、滇、桂、粤等地区，都有苗族居住。元朝时，把中华民族分为四个等级，把苗族视为最后一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比先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朝对苗族的镇压还是一个样。从元朝至明朝，苗族被迫进行了第五次大迁徙。
　　第六次大迁徙就是“湖广填四川”。明朝末年战争频繁，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政权，战祸殃及民众。清朝初年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江西一带强制性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四川、云南、贵州人少地广的地方。不少苗族也参与了移民迁徙，现居住在这些地方的部分苗族族谱记载，他们是大移民时迁入现住地的。
　　第七次大迁徙是“改土归流”的负面效应。改土归流总的说来是一次进步的改革，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但 “改土归流”不仅是解决土司问题，其目的还在压服少数民族。雍正年间，极端仇视少数民族的贵州巡抚张广泗奉鄂尔泰之命，疯狂烧杀，焚毁苗寨。据民国《贵州通志张广泗传》载：“杀戮十之八九，数百寨无一人。”迫使许多苗族人迁徙、逃亡，流离失所。
　　第八次大迁徙进入东南亚。从雍正十三年（1735）至同治五年（1866）的131年间，苗族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大的发生三起，小的发生八次。其中最著名的是咸同起义，咸同大起义失败后，贵州“上下废田不下数十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其民逃亡转徙，百里无烟”。黔东南的苗族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徙。其中一部分经兴义转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已经跨出国界，漫入东南亚半岛。大量的资料记载和研究表明，今天分布在东南亚半岛各国的苗族，是明清时期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的根在中国。苗族迁徙至东南亚诸国后，为所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在越南和老挝，苗族为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抵抗日本的占领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第九次大迁徙走向全世界。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在发动侵略越南战争期间，策动了老挝10年“秘密战争”，支持老挝王室以王宝(苗族)为司令的“特种部队”遏制巴特寮组织(老挝爱国战线)的发展。1975年，越南抗美侵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美国在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停止了对老挝王室政府的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在越南和当时红色高棉的支持下，夺取了老挝政权。因为惧怕报复，王宝率领他的部队及家属和一部分苗族(10余万人)先后逃离老挝，拥入泰国。泰国不堪重负，要求联合国协调解决。后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老挝苗族难民漂洋过海，远迁美洲、欧洲、大洋洲，苗族从东半球迁徙到了西半球。苗族长时期(5000多年)、远距离(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长途迁徙与大流离，是世界民族史上少有的奇迹。历史上苗族的迁徙，经历了很多地方，历尽了千辛万苦，直到十九世纪才定居下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行了新的民族政策，苗族才过上民族平等、安居乐业的生活。
　　三、苗族大本营确立以后的文化进程
　　苗族在完成基本的迁徙，确定大本营以后，进入继承和传播原有的传统文化，并且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人类必须通过文化来适应地理环境，文化在一些意义上是“人类发展出的在自然世界求得生存的方法”。苗族与客家确立大本营以后共同特点是继续发展原有的农耕文化。苗族本是优秀的农耕民族，苗族的先民就掌握了种植水稻和稻田养鱼的技术，长于养蚕缫丝挑花刺绣等。迁徙到长江中下游水乡地区以后，苗族的耕织得到更全面的发展。这使得苗族迁徙到地理环境甚为恶劣的大山区以后，仍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存力并继续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当今亦为世界人类学家瞩目。
　　但是苗族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对自己的文化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巨大的影响。苗族从部落时代的先民到成为一个独立自在的民族，一直处于被讨伐征战的地位。上古时代是炎帝集团和黄帝集团联合对蚩尤作战，蚩尤战败，一部分与炎黄融合，一部分迁徙。后来黄帝打败炎帝，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蚩尤部落的战败与迁徙使其后裔失去在中华大地的“正统”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中央王朝对苗族采取的都是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东汉以后，随着苗族势力的发展，官府对苗族的征剿不断。几千年以来，保卫生存的权利一直是苗族人民的第一主题。苗族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却多是被官府血腥镇压，尸横遍野。虽然封建朝廷曾在苗族地区推行过“以蛮夷制蛮夷”的羁縻政策，实行土司制度，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依存于传统，保留了较多的原始风貌，把苗族局限于一个村寨小天地，各自为政，互不相属，观念形态千年不变，对社会进步无积极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方面受到阻碍。
　　苗族的文化在漫长的民族压迫和迁徙过程中失去了上古时代的先进性，文化进程比较缓慢，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文化痕迹。人类学家特别重视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涵化过程。涵化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因持久相互集中的接触，两者相互适应，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迁。苗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更注重血缘。而在地缘关系上，统治阶级的不断进剿使苗族在地缘关系上处于比较孤独的状态。这种孤独的地理状态继续强化着苗族的血缘关系而难以向地缘关系迅速发展，影响了苗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以苗族地区的文化涵化比较缓慢。那么苗族就应该发挥内力和外力作用，建设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四、苗族国外移民的特点
　　苗族向国外的迁徙始于清代雍乾、乾嘉、咸丰年间（公元17—19世纪）苗民的三次大起义失败以后，他们由贵州向云南再向东南亚国家迁徙。20世纪70年代又迫于东南亚国家的霸权主义、沙文主义争战、排苗运动而向其他国家再迁徙，从而使苗族的足迹遍布世界很多国家。
　　移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问题。迁徙异国的移民需要承受物质与精神双重的重大压力。心理人类学特别重视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其中关注到了移民的精神压力问题。苗族向国外迁徙主要是作为难民的被迫迁徙，苗族在国外的移民生存状况比较复杂，发展也较慢。清代苗族向东南亚迁徙，可以视为共同生活在大陆某一自然地理区域而又分别属于不同国度的“跨国民族”现象，他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离开自己的民族。苗族远离故土的国外迁徙，是20世纪70年代，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并且是经历了特殊的艰难历程的民族后裔，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凝聚力，对祖国和自己的民族怀有深深的感情。如侨居美国的苗族（约20万人），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作为难民从老挝迁徙到美国，他们紧紧团结，集中聚居于明州的明市、圣保罗市、威斯康星州和加州佛雷肆诺和其他一些中西部地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在美国扎下了根，大多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他们重视子女的教育，出现了一大批成功者。通过短短20余年的移民生活，有百余人取得博士，还有冲破美国“政治石墙”进入政界的一些人士。苗族所从事的行业已经多为美国的主体民族所从事的行业，如职业性服饰、医疗、高技术工厂、鸡场，餐馆等。迁徙异国的苗族背负着数千年的古老传统，还有民族压迫的心理伤痕，但是他们能够在异国他乡走进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来源：宜宾史志期刊）

参考书目:
1、《中国苗学》，石朝江著，1999年出版；
2、《世界苗族迁徙史》，石朝江著，2006年发表于苗族网站；
3、《筠连县苗族志》，熊永君、任永生、艾卫民等2007年编纂；
4、《客家与苗族迁徙的人类学比较》，廖开顺论文。